施平

　　30位市民体验一天医生工作后，“当医生原来这么累”成了大家的共识。这种累不仅仅是体现在体力上，还有脑力和心力，其中辛苦超过常人想象。在医患关系屡屡被负面信息滋扰的当下，医生这一职业背后的奉献与牺牲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尊重医生其实是我们的传统，中国人古时就习惯把悬壶济世的医师称为大夫，沿用至今。

　　西风东渐之后，医学领域又是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驱。鲁迅、徐志摩都曾在海外学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医生的敬重也体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包括上海人在内，让孩子学医一直是考大学的热门选择。一个家族里有一名医生总会让大家觉得光荣和安慰。到最近几年，学医热才慢慢冷下来。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一个是职业选择多了，但是医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失去比较优势也是重要因素。普遍5年的学医时间，当医生后的报酬在现在的市场经济里显得性价比较低，很多医科专业学生都去了制药公司。而收入增长缓慢的另一面是医生的职业风险在这几年迅速抬头。在医患良性互动关系机制不顺畅的背景下，医生往往成为病人家属负面情绪的直接发泄对象。

　　虽然不排除有害群之马，但我们的大多数医生是敬业的，可他们毕竟也不是万能的。在他们每人每天诊疗的几十几百个病人中，也不可能每一个病人都能手到病除。虽然这部分比例并不高，但是中国病人数量太多，看不好的病人绝对数也不少。医患关系被集中了大量负面信息后，最大的损失是导致信任感缺失。本应是站在同一阵营的医生和病人互相视为陌路：病人把医生当做提供治疗服务的工人，医生把病人当做流水线上的零件。这对于我们的医疗事业来说是不幸的，当医生这个职业不被尊重，最吃亏的还是整个社会的医疗福祉。

　　我们用数据来说话。中国13亿人口拥有约两百万医生，每千人口可以分摊到大约一个半医生，比印度高出一倍多，但我们医生的成色并不高。在很多国家，医生的基本学历就是博士，而我们两百万医生中大约只有一半人接受过本科以上教育，这些高学历的医生绝大部分都不在基层医疗机构，在农村的就更少了。换句话说，合格的医生是我们社会最稀缺的资源，这种稀缺不是可以迅速制造和供应的产品和服务，而是需要费时费力培养、经过大量实践去锻炼。花时间和财力也还不算问题，问题是如果学生们都不愿意学医，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弥补这种资源的短缺呢？这恐怕不是靠“医药分离”、医德培训、法律保护等手段能轻易扭转的。就算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大幅度提高医生待遇，但是缺少职业成就感和被尊重感，同样也会阻碍家长和学生去选择医生这一职业。

　　我们常说看一个国家的医疗水平，不如看他们怎么看待医生。美国人看医生之前会穿上正装。日本人称医生为“先生”视同自己的老师。尊重医生是一国医学发达的起码条件。愿通过更多良性的医患互动，让了解医生、尊重医生成为我们普遍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