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场教师志愿捐献遗体，“回报社会对我的关爱”“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当一个人志愿捐献遗体时，阻力往往来自家庭遗体捐献者理应受到尊重和敬仰，因为个体生命完结后仍然为活着的人们服务

　　最近这些天，围场患癌教师郑爱华捐献遗体的事感动着许多承德人。“制约遗体捐献的主要原因是传统观念”，中国人对死后的理想是“入土为安、全尸埋葬”，“遗体捐献无疑违背了这种理想，这在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因此，有关人士建议，除加大宣传力度外，捐献者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敬仰，生命虽然终结，但精神应该永存。

　　本报驻承德记者 尉迟国利文/图

　　患癌教师志愿捐献遗体

　　1974年，郑爱华出生在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哈里哈乡对亭沟村。2002年9月份，郑爱华的鼻子老是出血，经医生诊断为鼻咽癌。当时医生就下了“死亡通知”：最多活不过5年。然而，郑爱华一直支撑到现在。

　　上了一年多的班，因为说不出话来，郑爱华不得不回到家中休息。

　　尽管如此，这位教师仍然割舍不下自己的学生，每年都要回到学校几次，有时是自己去学校，有时家人骑摩托车载他到学校，每次都会和孩子们进行交流。即使不能清楚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他仍然会在纸条上写字，以此来勉励学生努力学习。

　　郑爱华知道身体已经由不得自己支配，随时可能长眠不醒，四五年前，郑爱华有了捐献遗体的想法。而从2011年开始，郑爱华捐献的心愿变得更加迫切。经过不断做父母、妻女的工作，家人最终同意了。

　　2011年12月7日，郑爱华签下了《中国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申请登记表》，并委托哥哥送到了红十字会。

　　害怕家人反悔，郑爱华亲笔写下一份协议书，“逼着”父母、妻子、女儿签了字：“家人不必为这些被捐出去的器官和组织伤心……”

　　“这是普通人做的一件普通事。”现在，郑爱华已经无法用语言来清楚地表达，每一句话都需要妻子的翻译。

　　“做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走极端。人应该有一颗感恩的心。从得病到今天的近十年间，如果没有许多好心人对我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也就没有这个家的今天，我用捐献遗体的方式来回报一下社会对我的关爱。”

　　观念是遗体捐献最大障碍

　　“郑爱华的事迹的确感人。”承德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宗一说，其实每一个遗体捐献者的事迹都让人感动。

　　张宗一介绍说，从2005年至今，承德共完成了5例遗体和组织捐献者的心愿。截至目前，承德市红十字会共有17份《中国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申请登记表》。

　　这些完成捐献的人当中有农民、工人，还有医务工作者，最高学历为本科。志愿者中有工人、教师、农民，甚至无职业者，而“干部”身份的捐献者则非常少，17位志愿者中仅有一例。

　　这些捐献者和志愿者中，绝大多数都是身体患有疾病，身体健康的则很少，而且年龄以中老年为主，年轻人很少，其中最小的一位志愿者为1976年出生。志愿捐献者的学历多为初高中，最高学历为大专。从地域来看，这些捐献者和志愿者中大多数来自承德市双桥区。“制约遗体捐献的主要原因是传统观念”，张宗一说，中国人对死后的理想是“入土为安、全尸埋葬”，前者到现在还使得火葬在一些农村地区遇到不小阻力，而后者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人们常说的“死无全尸”来形容死得凄惨。“遗体捐献无疑违背了这种理想，这在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

　　其次，扫墓、祭坟是中国人祭奠先辈的传统，尤其到了清明，无论离家多远都要回乡祭祖。而遗体捐献使得生者失去了传统寄托哀思的方式，人们心理上难以接受。另外，老一辈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种孝道对部分人仍有影响。

　　实际上，每个捐献者的捐献之路都不会顺畅，或多或少受到一定的阻力。

　　围场教师郑爱华在捐献遗体时同样遭到了家人的反对———“我就算白养了你这个儿……连个坟头子都没有，我们想你了可咋办啊……”老母亲曾这样数落郑爱华。但经过反复做工作，其家人最终同意了，“这是他的最后心愿，我们满足他的要求。”

　　当一个人志愿捐献遗体时，阻力往往来自家庭。“他们会以为把亲人的遗体捐献出来，是一种不孝的行为，在村里会被人们说三道四。”张宗一介绍说，为了避免引起纷争，承德红十字会必须反复对捐献者进行解释，并要求捐献者的爱人和直系亲属同意并签字才会接收。

　　器官捐献存在法律障碍

　　“捐献实际上有三种方式”，承德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张宗一介绍说，一是指捐献遗体，二是指捐献组织，比如眼角膜等，三是指捐献器官，比如肾、肝等等。

　　目前，国内遗体捐献和组织捐献较多，但对于器官捐献还处于立法阶段，因此没有法律依据可循。“国家只是规定器官移植需无偿进行，不得进行买卖，但实际上器官私下买卖非常频繁。”张宗一介绍说，近些年来见诸报端的关于器官买卖的报道比比皆是，是因为需求的患者太多。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是每年仅1万余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器官缺乏是主要原因。

　　承德到底有多少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虽然没有人进行统计，但需求肯定不会少。作为佐证之一的是，燕赵都市报承德工作站每年接到的救助电话不下数十个，其中因为尿毒症、肝病的不下十个，这些患者年龄有大有小，如果进行有效治疗就必须进行移植。“河北目前还没有器官接受定点单位，加之无法可依，因此即使志愿者捐献器官也没法联系患者。”张宗一说，相对器官捐献而言，遗体捐献和组织捐献就规范得多了。

　　张宗一介绍说，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和部署器官捐献工作，并承诺在3-5年内彻底改变过去主要依托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方式，届时器官捐献将会有法可依。

　　遗体远远不能满足教学

　　“医学用遗体远远不能满足教学。”承德护理职业学院实验室主任沈超说，这在全国医学类院校是一个普遍现象。该学院是承德市遗体捐献接受站，近些年来只接受了5具遗体。“尽管我们学院是一所以护理为主的院校，但一年至少需要8具尸体。实际上，有时一年都没有一具，所以局部解剖学这门课程只好不开了。”沈超介绍说，原来该学院接收的遗体主要来自犯人和经民政部门办理的无主尸体。

　　资料显示，我国医学院校在校生平均20人才能解剖一具尸体，而按照正常教学需要，医学院平均三至四名学生解剖不能少于一具尸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医学院的学生能够在学习期间一人解剖几具甚至十几具尸体。“作为医学生，尤其是临床医学的学生，对尸体进行解剖是必修课，只有亲自动手才能体会到你的手术刀应该用多大力。否则到临床后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会适应，这可是一个人命关天的问题。”一位从事多年临床工作的医生这样评价尸体解剖的重要性。

　　为了能让捐献者有尊严的离开，承德护理职业学院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实验室，专门留出一间遗体告别厅接待家属。每次学院接收到捐献的遗体，将用福尔马林进行浸泡，半年后做成标本。

　　生命终结让精神永存

　　“现在宣传的力度还是不够。”对此，沈超和张宗一均有同感。

　　张宗一说，人死后不一定要火化甚至土葬，捐献出来为医学事业发展做出贡献更有意义，这也是殡葬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此，张宗一建议，在完善相关立法的同时，需要更多贴近大众的宣传，需要形成鼓励、提倡捐献遗体和尊重遗体捐献人的社会风气，“这方面领导干部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另外，捐献者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敬仰，因为一个人的个体生命完结之后仍然为活着的人们服务。“承德正在建设国际旅游城市，随着城市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政府应该留出一块地，建设一个遗体捐献者碑林，将这个碑林做成一个标记，可以把捐献者的名字镌刻在碑上，供人瞻仰。这既是对捐献者的尊重，对青少年也是一种教育。”张宗一分析说，碑林所在地应该便于市民前往，而不是在庄严肃穆的陵园里，这样大人带着孩子行走在中间，既能休闲又能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最重要的是，捐献者的家人也有了寄托哀思的场所。

　　张宗一说，为捐献者建设碑林做得比较好的城市有中山市等，我省的唐山市也做得非常好。不久前，唐山市又开通了河北省首个遗体器官捐献纪念网。人们不仅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了解有关捐献的最新动态和相关程序，网站还为捐献者建立了纪念馆，人们可以通过网上上香、敬酒、鞠躬等表达哀思，亲人们也可以追思留言，表达对捐献者的怀念。

　　张宗一说，随着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制约遗体捐献的观念也会慢慢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