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京畿道政府对贪腐问题的处罚非常重，如果一个公务人员非法收受了30万韩币（约合人民币1800元），就将面临辞退的处罚。就算这个公务人员收受贿赂后没有徇私枉法，而是合法处理了相关问题，也会被记录档案从严处理。（6月24日《扬子晚报》）

　　收受1800元人民币就会被辞退，难怪网友惊呼“史上最严”。其实，这只是比较于国内而言，因为从现实情况下看，1800元不过是一台茅台酒的价格，而无论是实物，现是现金，让一个公职人员因为1800元而丢掉工作，这在国内是无法想像的事情。

　　对腐败行为实行“零容忍”，这是古今中外的共识。其实，一个公职人员，无论收受贿赂多少，道德上已经沦陷，已经没有资格再从事这个职业。因而，在很多国外，虽然其行为没有达到违法的限度，但却必须为此付出道义上的代价——仅仅是一句话，甚至是履历上有污点，都已经丧失了再干下去的合法性。比如2011年，人气颇高的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论文剽窃”丑闻被剥夺博士学位的高官，最终在如山的舆论压力选择了辞职。而河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薛新民11次填报不同出生日期、伪造学历，尽管掀起了强大的舆论风潮，但最后也仅是免职了事。

　　即便是在古代，对贪腐行为也是采取的严厉打击的态势。在历朝历代帝王下诏大赦令中，几乎没有赦免贪官污吏的。唐朝是大赦天下最多的，均不赦免贪官污吏。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均皆赦免，却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不赦贪官”足以证明，贪腐行为是所有罪行中最不过饶恕的行为。而在现代政治伦中，一个人若有人生污点，也就意味着其政治前途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就法律层面来说，对于腐败行为的惩治也相当严苛。比如对于受贿罪，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处罚标准，行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照现行法定程序，若一个公职人员被判刑，也就意味着其已经失去了工作。此外，《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对于公职人员的贪腐行为，也有明确法定责任。如果再加上一整套的反腐方面的制度规定，应当说，在防控的制度体系上，我们并不比任何一个国家逊色。

　　时下的问题在于，执行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很多法律条文在执行过程中失之过软，从而降低了腐败的风险。现实中很多案例表明，不要说收受1800元，就是18000元，甚至更多都可能没有风险。一些官员从收小钱到收大钱，越滚越大，越积越多，跟处罚过软有很大的关系。当入刑的没入刑，以罚代刑，甚至只要退了赃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幕，各地设立了不少的“廉政账户”，要求受贿者“自我悔改”，结果是官员一边交小钱博取政治名声，一边收大钱获取经济效益，边收边升，越贪越升。

　　这样的结果，不但导致了法律效力的失去，更给社会形成了“腐败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思维定势，对贪腐行为一边是深恶痛绝，一边又是羡慕加忌妒。“有本事，你也去贪”甚至成为一些人的价值导向。社会价值标准颠倒与错乱，其背后的原因就值得深思。一方面，这表明社会的反腐信心指数不足；另一方面，则说明时下的反腐体系还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效果上打了折扣。

　　要使社会重拾信心，建立真正的法律权威，发挥制度反腐的威力，根本上还得坚持对腐败“零容忍”的底线。1800元也好，18000元也罢，量化的标准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些标准变成来过逾越的红线，以及不可侵犯的底线，这是受贿1800元就下岗的反腐做法给我们的启示。（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