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工人廖丹的妻子患尿毒症，透析半年后，廖丹已花光了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他找人刻了医院收费章，并靠这个假章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7月11日，廖丹因诈骗罪受审。（7月12日《新京报》）

　　自己下岗多年，妻子患尿毒症，这种情况下，私刻公章虽于法不合，但也是无奈之举，廖丹对身患绝症的妻子不离不弃，相对于许多“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情景，如此行为虽已触犯刑律，但却让人感动。在感动和唏嘘之余，“假公章救妻”背后的真问题，其实更值得我们深思。

　　“假公章救妻”首先拷问的，是大病救助机制以及社会、慈善救助机制。廖丹和妻子作为没有固定工作的弱势群体，按照北京市2001年下发的《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暂行办法》，可按照个人负担医疗费用50%的额度给予救助，全年个人享受的医疗救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万元。全年不超过1万元，显然远远解决不了透析费用。即使按照北京2010年6月出台的医改新政，可以按新农合报销55%的比例，但对于重大疾病、特困家庭而言，仍然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个时候，显然需要大病救助机制的帮助，比如重庆巫山的大病救助补偿年最高额可达30万元，陕西省农村合疗大病救助机制看病可以直接报销90%，这些都能很大程度上缓解特困家庭患者的经济状况。遗憾的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大病救助制度，只有部分地方进行试点。

　　此外，社会救助、慈善救助机制的缺失也是一大现实问题。全国各地都设有红十字会、慈善会，但是一旦有民众需大病救助时，却往往很难申请到资金救助，或者存在申请门槛过高、审批手续烦琐等现象。因此，社会救助、慈善救助也应与大病救助机制一样，需要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如此双管齐下，才能尽早破解大病救助难题。（林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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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丹们”需要解困

　　依我来看，此案最好的结果，当是医院方面放弃追偿，表示既往不咎；如果再有社会机构或个人对廖丹一家提供帮助，维持其妻子的治疗，就更完美了。不过，这种设想，只在此时此案有意义，对于更多有着类似困境的“廖丹们”来说，并不济事。

　　健康的社会，不能让过多的穷人在大病面前走投无路，是拿出决心切实改革医保制度，为“廖丹们”彻底解困的时候了！

　　必须看到的是，每一个类似的困苦故事，都是社会“负能量”的诱因——文明社会的要义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前提是病有所医，让病人获得基本的医疗关怀可谓文明社会的底线要求，是故，社会上每多出现一名只因缺钱便有病难医的病人，人们对社会的文明和公正的怀疑就会增加，归属感就会减弱，热情就会降低。所以，只有切实为“廖丹们”解困，社会方能健步前行、和谐发展。退一步说，如果财力还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应该追求医疗保障的公平，也就是让社会成员的医疗福利实现基本的同步。 （郭之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