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妻子杜某患上尿毒症。

　　下岗已10多年的丈夫廖某生活负担陡然加重。

　　廖某找人刻了医院的收费章，

　　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免费”透析，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

　　检方向法院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5年前，妻子杜某患上尿毒症，这让下岗已10多年的丈夫廖某生活负担陡然加重。在透析治疗近半年后，廖某找人刻了医院的收费章，在收费单据上盖假章后交给医院，为妻子进行免费透析治疗。4年间，廖某以此方式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

　　前日上午，廖某因诈骗罪在北京东城法院受审，他向法官求情，希望能宽限时间让他卖房退赃。检方向法院建议判处其有期徒刑3到10年。

　　异常

　　去年9月，卫生部北京医院重申，要求严格核实收费单据确认程序。这本是医院的常规工作之一，但这次医院却发现了异常。

　　去年9月14日，血透室工作人员在确认收费单据时，发现患者杜某的收费单在医院计算机系统中没有收费记录，便将此事报告给保卫处。随后，保卫处与财务处共同对患者以前的收费单据进行核查，发现该患者上交的收费单上的印章和医院一直使用的门诊收费印章似有不符之处。再查询门诊收费处电脑，发现该患者自2008年以来，电脑记录中仅有其缴纳的药费的相关记录，而没有缴纳透析治疗费用。

　　经统计，患者杜某的异常收费单据共达51张（后因有两张收费单模糊不能鉴定，检方确定为49张），涉及金额15万余元（检方核实17万余元）。

　　北京医院因此向警方报案，恳请警方查清事实，依法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挽回医院的经济损失。

　　实情

　　杜某患有尿毒症，慢性肾功能衰竭，杜某每周都要去医院透析两次。杜某和廖某再次到医院透析时，被蹲守民警带走。

　　42岁的廖某见事情败露，向警方道出实情。他说，这是他一个人干的，与妻子无关。廖某说，妻子自2007年6月左右患上尿毒症，一直在北京医院治疗，每周做两次血液透析，每次的费用是420元。“一开始我还有能力承担医疗费，但时间长了，家里没钱”。

　　廖某是北京人，父母离异，他自1997年从厂里下岗后一直无业，靠低保维持生活，平时开摩的拉活赚点生活费。杜某是河北人，生病前在北京打零工。廖某说，算上前期的治疗费和透析费用，不到半年，家里的几万元钱就花没了，“2007年底，我就交不起透析费了。朋友都借遍了，再去借，他们就直接说，‘多了你也别张嘴借了，几百块钱可以给你，你就不用还了’。”

　　廖某说，他常在路边看到有刻章办证的小广告，他就想到一个办法———找人刻医院的收费章。正常的交费流程是他每月到医院一次交清一个月的透析费，医生开好收费单后，他将妻子送到透析室，自己拿着收费单到收费处交费盖章，再拿着盖章的单子送到透析室。他想，如果找人刻假章，然后盖在收费单上，或许可以蒙混过关。

　　廖某按照小广告上的电话联系了一个刻假章的人，两人约见后，他拿出之前的收费单让对方作为样子，刻北京医院的门诊收费章。拿到假章后，廖某尝试了一次，果然蒙混过关。就这样，廖某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

　　庭审

　　检方指控，2007年底至2011年9月间，廖某在北京医院使用伪造的收费单，为杜某进行透析治疗，骗取该院治疗费17万余元。

　　前日上午10点，已被取保候审的廖某走进法庭受审。庭审中，他低着头，眼睛红肿，回答讯问简单干脆，他说：“我全认。”提起患病的妻子，他不住叹气并落泪。

　　因没有聘请律师，在辩护阶段，法官问他有没有什么辩护意见，他说：“我没什么可辩护的，我承认我犯了错误。”法官问他能否退赔，他向法官求情，希望法官能给他时间。他说：“赔，但是要17万多，我只能卖房赔，我住的房子是小产权房，不好卖。”

　　前日，检察官表示，廖某涉嫌诈骗罪，且数额巨大，按照规定，应处有期徒刑3年到10年。检察官同时也建议法院，希望在量刑时能考虑到他如实供述和当庭认罪态度。法院未当庭宣判此案。（京华时报）

　　一滴眼泪

　　“我得救媳妇命啊”

　　记者：交盖有假章的收费单，不怕被查出来吗？

　　廖某：怕呀，我要有钱治疗我还能想这招，媳妇有病我又不能不管。第一次拿着盖假章的收费单，我心里也打鼓，我也是侥幸想试试。工作人员没发现，看了看就说行了，我这胆子才越来越大。

　　记者：这4年来，你就不担心会被发现？

　　廖某：我哪顾得上想这些，我得救我媳妇的命啊，我一直认为他们没发现。

　　记者：出事后，你继续给你爱人做透析了吗？

　　廖某：做了，今年我从街道给她申请了救助，可以报销的比例为55%，从今年开始我就到医院收费处交费了。

　　记者：你想过没有，你要是被判刑，就没人照顾你爱人和孩子？

　　廖某：想什么啊，我也不知道，看法院怎么判吧，后悔也晚了，但我对得起他们（家人）。

　　一声叹息

　　我还能埋怨他什么

　　他为了我做到这份上

　　我还能埋怨他什么

　　开庭后，廖某眼角挂着泪离开了法院。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他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妻子跟他说，孩子上初中马上军训了，老师又在催交军训的费用520元，他的嗓门一下子提高了，“昨天才交了3000多的透析费，哪还有钱交。”

　　一个半小时后，廖某到家了。房子大约50平方米，客厅里除了床、桌子、生活用品外，还堆放着一些药。

　　杜某说，怕丈夫一去就回不来了。她本想去参加开庭，“他怕我在法院一着急就喘不上气，不让我去”。“我这一上午紧张得不知道干什么，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杜某说，廖某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他坐牢，自己和儿子该怎么办。

　　杜某说，丈夫被刑拘后，她还以为丈夫是因为开黑摩的被拘，她打电话问警察，才得知实情，之前丈夫一直对她说是他借的钱，还说“你就好好看病，什么也别管”。“他为了我做到这份上，我还能埋怨他什么？”杜某抹着眼泪说。

　　廖某对记者说，他和妻子感情很好。以前他待业，都是杜某挣钱养他。他说，曾有人劝他，“差不多就行了”，但他觉得自己不能抛下妻子不管。

　　一个故事

　　法也容情

　　□闾丘露薇

　　一名香港的流动小贩，在街边卖雪糕，为了多做生意，附带卖起了棒棒糖。小贩原本开了一家小店做生意，只不过租金年年涨，生意再也做不下去了。他和太太都是伤残人士，找工作难，又不愿意拿政府失业援助，想自食其力，于是申请了小贩牌照，赚钱维持生计。

　　生意做了不到半年，他被香港政府食物卫生环境局告上了法庭，指控他阻塞交通以及贩卖未在牌照内指名的商品———棒棒糖。不过在法庭上，法官认为控方只因为小贩卖30支棒棒糖就告他，实在是处事缺乏弹性。他建议执法者先劝谕警告，屡劝无效才上法庭。最终法官认为，小贩刚刚入行缺乏经验，而且没有案底，案情又不严重，轻判罚款一百元。法官还鼓励小贩，不要因为这次检控而影响工作，还承诺，如果正好经过他的小摊，一定会去帮衬。几个星期后，法官遵守承诺，来到他的摊位前买了一瓶矿泉水。

　　一个背负生活压力的底层百姓，遇到铁板一块的执法人员，在一位仁心仁义的法官面前，原本沉重冰凉的现实变得有点希望。这样的故事，看得人心里面暖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