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口密集，道路狭窄，但港府至今没有对私家车上牌进行过任何限制。近10年来，香港增加了8.2万辆汽车，基本是私家车。政府对于公务车有严格的限制，10年间公务车减少了812辆。香港公共交通极其完善，市民习惯乘公交出行，港府也鼓励公务员多乘公共交通。（据7月12日《南方都市报》）

　　一方面受限于道路资源有限这一客观因素，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大城市的交通的确是个颇为棘手的两难困局。而对于任何一个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而言，如何限制机动车增长，自然也就成了无从回避的问题。

　　同样是大城市，面对类似交通困局，都有限制机动车的需求。内地的北京、上海以及最近的广州，都不约而同祭出了针对私家车的“限牌令”。然而，相比内地大城市的英雄所见略同，香港非但没有对私家车上牌做任何限制，而是首先选择拿公务车开刀，并辅之以公共交通的完善。

　　在如何限制机动车这件事儿上，不管公务车还是私家车，既然都是机动车，都会占据道路资源，也都可能导致拥堵，那么，不管是拿谁开刀，只要最终机动车总量得到限制，看似不同的对策，最终完全可能殊途同归。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要在内地大城市的“限牌令”与香港“限公车”之间分出个高下优劣，甚至非要让内地大城市全盘照搬香港的做法，的确也有邯郸学步、思维定式之嫌。

　　既然在客观条件尤其是管理体制上存在天然差别，对于具体问题的对策上呈现出差异，也未尝不是正常现象。在如何限制机动车这事儿上，固然不必非要强求内地大城市与香港保持一致，但相比内地城市“限牌令”所引发的广泛争议，香港的做法未尝不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念与思路。

　　事实上，即便“限牌令”与“限公车”有可能殊途同归，但却多少透露出公权力在公共治理方面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乍一看来，“限牌令”似乎来得更为干脆直接，但相比内地城市针对私家车的“限牌令”，港府的“限车只限公车”，与其说是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毋宁说更多体现出了公权力的边界意识及其对于权力运用的审慎。对于公权力而言，实现公共管理这一目标固然责无旁贷，但兑现责任并不意味着公权力可以随意限制甚至侵入私权。相反，公权力必须有边界意识，任何公共管理，也绝非侵入私权、扩张公权的借口，否则，公权的膨胀与越界，必然难以控制。以公权扩张和私权萎缩为代价的公共治理，必然是适得其反，甚至得不偿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内地“限牌令”与香港“限公车”，尽管都是限车，但殊途却并不同归。

　　基于上述视点，限制机动车增长，公权力即便真要动刀，其实无权拿私车开刀，而恰恰应该先从限制公权力为出发点，对于公务车的限制，自然也就应该首当其冲。这不仅是公权力应有的边界意识，也未尝不是一条更优的路径。当香港的公务员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上下班和出行成为常态时，才能真正感受交通的问题，并作出更合理的公共交通决策。这或许更应成为香港“限车只限公车”给予我们的启示。

　　□吴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