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李妍

　　5年前下岗工人廖某的妻子患尿毒症，花光积蓄。为了让妻子活下去，廖某找人刻了医院公章，并用这个假公章到医院给妻子做了将近4年的“免费”透析治疗。7月11日，廖某因诈骗罪受审。（7月12日《京华时报》）

　　即便是隔着新闻纸，人们也能听见一位丈夫被迫“诈骗救妻”的沉重叹息。这样的新闻并不是第一次激起我们心底的波澜。几年前，一位身患重病的农民，也是为了保住性命，只能故意抢劫以获得入狱免费治疗的机会。

　　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本应有着和常人无差别的爱与尊严，但当他们的境遇与“疾病”、“社会保障救济”等词语关联时，尊严往往分崩离析。即便是表达最朴素的一份亲情，也往往只能出卖自己的人格与尊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恐怕不仅是一位贫穷却坚守的丈夫的悲情，更是社会救济的悲哀。

　　“对贫弱者的态度，是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志”，这句话置换到丈夫“诈骗救妻”的语境中，正可以测量出社会的温度。小人物的命运是社会生态的放大镜，没有谁愿意因为疾病，就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与自由。但底层人为了保住性命，不惜冲破法治底线的案例却又在告诉我们：当整个社会的保障救济进程在不断提速的时候，还有一些群体依然在不为人知的暗角，舔舐伤口独自哭泣。当他们遭遇困境时，找不到可以求助的人，也找不到可以救济他们的制度，表达亲情与坚守，也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这时，用远离文明与法治的极端方式聊以自救，就只能成为最无奈的方式。

　　不妨再复述一遍那个耳熟能详的故事：1935年的纽约，一位老太因孙子饥饿而偷盗面包在法院受审，旁听的纽约市长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说道：“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如今，面对一个只有依靠诈骗才能为妻子治病的丈夫，谁又该为自己的冷漠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