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燕农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换帅，原常务副校长董奇接任钟秉林担任校长。董奇在就职演说中承诺，在担任校长期间，将做到“四个不”：第一，不申报新科研课题；第二，不招新的研究生；第三，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第四，个人不申报院士。他说，自己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7月10日《新京报》)

　　董奇的“四个不”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行政权力在学术权利面前退避三舍，颠覆了大学校园内“行政权力通吃”的秩序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个不 ”既是新任校长董奇的自律宣言，也道出了当前一些大学内的“潜规则”——在大学“官本位”的阴影之下，行政权力若与学术权利联姻合谋，那么不要说申报科研课题 、招收研究生、申报教学科研奖会变得很容易，即使申报院士，也会聚拢强大的校内资源。

　　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大学校长们也不是超人。如此，则会出现两个结局：要么是无暇潜心科研的校长将科学研究、带研究生的种种具体工作转嫁给学术团队中的其他人，而校长们只负责去摘金夺银，戴上一顶又一顶熠熠的桂冠；要么是将校长的管理职能分化转移，譬如北京大学有11名校长助理、5名副校长——这就异化成一个人的职能多个人扛，加剧大学的行政化色彩。

　　更重要的是，一所大学能够获取的资源总量是一定的。校长们占据了科研课题或者教学科研奖，就意味着一线教师会失去申报或者获奖的机会。当行政人员都去申报课题和奖励，无形中就挤掉了一线教师的机会，学术权利屈从于行政权力的结果，是潜心教学科研的教师不得不迎合行政权力的好恶，从而让大学的行政化积重难返。正如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说的：“我不做课题，是为了全校的老师能够更好地做课题。”大学校长们在带学生和做课题方面如鱼得水，教授们就会苦不堪言。

　　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承认“科研管理两边跑跑不太动”；新任北师大校长董奇也认为只有用“整个的心”才能做“整个的校长”；许智宏任北大校长时说：我很羡慕国外大学的校长，在中国做校长“太累”；现任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也曾说：“做校长，重要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没做什么。”看来，大学去行政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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