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免费午餐”到“微博打拐”，“微公益”这种全民公益的新形态推动了中国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贺信制图（图片来源TP）特派记者吕剑波

　　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国公益慈善第一展的首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以下简称“慈展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从7月12日到14日，全国544个公益机构、项目和企业将在此交流展示，寻求合作。

　　“发展、融合、透明”是本次展会的主题，但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该如何发展，却是一个现实又艰巨的问题。

　　民间公益热情高涨

　　昨天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在深圳正式发布了《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2）》(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指出，2011年慈善公益界的重要社会创新，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微博演进为全民媒体，创造出“微公益”这种全民公益的新形态。

　　2011年被不少人称为“中国民间公益元年”，其中以“免费午餐”等民间公益项目为代表，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来自民间的、广泛的大众民间捐赠诉求与热情。2011年公益慈善领域最吸引眼球的趋势就是民间力量的崛起。在各类媒体的助推下，慈善组织的公开透明也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考验。

　　蓝皮书指出，从“微博打拐”到“大爱清尘”，从“爱心衣橱”到“免费午餐”，快速聚集了公民的慈善公益意愿和慈善捐赠，同时让全民公益的理念和文化得到了迄今为止史上最广泛的自动传播。微公益拓展了公民公益的公共空间，使公民对于社会事情的参与度和关注度空前提高，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助推器。公益实践与微博结盟进行政策问责与慈善行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创举。

　　日益高涨的民间公益热情，也催生了许许多多以公益为事业的社会组织，政府这时又该如何作为呢？

　　政府应当有所不为

　　“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然而在社会层面，却还是旧的体制。”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刘润华说，“政府通过成立事业单位，将很多应该由社会完成的工作大包大揽。这样的社会体制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必须得改。”

　　“政府应当有所不为，必须从大量的公共事务、公共领域中退出，只要可以不管的，哪怕现在管得还不错，也要创造条件让社会去做。”刘润华说，“这就是‘政社分离’。”

　　“此外，社会组织还要‘去行政化’和‘去垄断化’。”刘润华说，“比如在广东，我们发现很多行业协会存在‘一业一会’现象，这些行业协会普遍能力不强，作用不大。我们现在就推行‘一业多会’，有了竞争，自然优胜劣汰。”

　　目前，广东放开了对工商经济类、社会服务类和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还将取消登记业务主管单位，改为业务指导单位。这一系列的做法让人感到新意，不少人认为此次慈展会将会成为中国民间公益组织迅速发展的标志。

　　然而，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乃至社会组织的发展，依然困难重重。

　　宏观鼓励微观约束

　　“目前在中国，政府还远没有建立起和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甚至在很多时候，政府仍然怀有对社会组织的不信任感。”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社会发展处处长周红云说，“虽然在宏观上政府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但在微观上，却有很多约束，比如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壹基金的遭遇便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只有官方机构才可以注册为公募基金会，壹基金成立之初便是挂靠在中国红十字总会下面，没有独立账户和公章，也没有单独向社会公众募款的资格，发展困难重重。2010年12月3日，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获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正式在深圳成立。自此，壹基金拥有了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

　　按照常理，从事非营利性工作的公益组织应当免税，但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的调查却发现，很多这样的组织都在交税。

　　“比如某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他们就没有免税的资格，到现在他们还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印花税以及其他各种流转税。”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主任李萍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大部分的资助都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而按照现行的规定，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不在免税的范围内。”

　　“此外，民间公益组织想要申请公益捐款税前扣除资格也是困难重重，比获得免税资格还难。”李萍说。所谓公益捐款税前扣除资格，简单地说，若一个组织获得了这一资格，捐款人给这一组织捐款后，便可得到捐赠发票，凭此发票可以抵税。

　　“但民间公益组织如何申请这一资格？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而且申请过程非常复杂，甚至还要靠关系。”李萍说，“我们调查中，有的机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申请成功，有的则干脆放弃申请。”

　　缺少理念更缺人才

　　“我今天下午在展会里转了一圈，看到的几乎每一个展位都是向我要名片，只有一家努力向我推销他们的公益明信片，努力为自己的项目筹款。”台湾元智大学信息管理学系副教授王秉钧告诉记者，“我于是买了一套。从这么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公益组织在理念上还比较落后，他们还没有推销自己项目的意识。”

　　但比理念更缺乏的，还是人才。

　　“我曾经和一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官员交谈，他问我，中国有没有从事0到3岁幼儿教育的专业NGO(非政府组织)。我回答，不但没有，而且全中国也没有哪怕一个这样的专业人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那位官员接着说，他来自印度，印度有。”

　　王振耀强调：“和国外相比，我们的公益组织不但缺专业人才，还缺管理人才。”

　　“据我估计，我国的公益事业起码缺4000万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说。

　　(本报深圳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