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湖北 研究生）

　　6月15日凌晨，四川成都某高校外国语学院教师、刚考取博士研究生的罗洪玲，从一座公寓的13楼坠下，当场身亡。作为广大“同妻”的一员，罗洪玲之死引发轰动。而其丈夫也曾通过微博公开向罗洪玲道歉，承认以“同性恋”身份骗婚。（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13版）

　　曾经因为题材争议而备受瞩目的电影《断臂山》，讲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乡村，两名男青年相爱，后来又分别与异性结婚生子的故事。只不过，当聚光灯远离、看客转身之后，“同妻”之痛，却乏人问津。这一次，女博士罗洪玲却以惊人之举，将“同妻”的生活状态再次定格在公众面前。

　　据公益组织统计，国内约有3000万~5000万同性恋倾向者，“同妻”人数不少于1000万。男同性恋中有90%在社会舆论压力下选择婚姻，他们的配偶大多对此一无所知。“同妻”之痛，不仅在于无性婚姻和疾病传播风险，更在于夫妻互动的匮乏。对“同妻”来说，婚姻只有“花架子”，婚姻质量和幸福指数都成了水中花。

　　在这种特殊的婚姻关系中，丈夫“出轨”和婚前隐瞒往往很难用法律形式来追责。这一方面反映出法制建设的滞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妇女权益保障的缺失。碍于“脸面”忍气吞声不愿表达也好，苦于“门路”堵塞无效表达也罢，“同妻”们很难为“沉没的声音”找到出口。

　　女博士“同妻”之痛之所以引发大关注，一个当然是人物“标签论”的作用，当“女博士”与“同妻”这一组语词联袂登台，无疑能刺激公众渐趋麻木的神经；二是事件新奇，不堪忍受“同妻”之痛的罗洪玲采取了跳楼自杀的决绝方式，来告别这个让她悲伤的世界。

　　社会学研究认为，当人们面对不满，大体有五种行为选择：退出、忠诚、表达、忽略、投机。面对“空壳子”婚姻，在忠诚不可行、忽略不可能、表达不顺畅、投机无从谈起的情境下，“退出”便成为人们最常规也最有效的行为策略。然而，罗洪玲老师并没有采取法律手段，解除婚姻关系，而是以终结生命的方式来“退出”，这让人唏嘘慨叹。

　　逝者已矣，愿罗洪玲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哀愁，不再悔恨。我们也不能挥舞着道德大棒，一味对她昔日的丈夫横加指责。当务之急，一是要消弭社会歧视，对同性恋这一特殊群体予以更多社会关注；二是要加强“同妻”的权益保护，让制度“补血”慰藉她们受伤的心灵。这一切，正是以生命之名叩问“同妻”之痛带给我们的社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