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事业已成为冯永锋生活的一部分 资料图片

　　■ 都市时报记者 温炜鑫

　　北大中文系毕业、光明日报资深记者，这样的组合很容易让人想到“社会精英”这个词。显然冯永锋不是一个安分的精英，“顺从”地选择环保作为报道领域之后，他把环保公益当成了事业，成为领域内的先锋人物。于是记录者、布道者、行动者，多种角色在他身上巧妙地融合、生长，采访与被采访成了他习以为常的事。

　　一条让人气愤的新闻

　　让他募资40万购重金属检测仪

　　冯永锋乐观地认为民间环保组织所做的是“检测”而不是“监测”，因此不存在法律上的风险。

　　或许正如他所承认的，自己是一个“率性的人”。7月初，他在微博上称，6月底江苏南通传出数百名儿童血铅超标的消息让他十分气愤，也激起了他沉寂已久的雄心。于是他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募集一台便携式重金属检测仪，委托民间环保组织使用。

　　他给活动取名为“我为祖国测重金属”。此前，由于环保部门只公布PM10数据而未公布PM2.5数据，引发民间环保组织和个人自购设备检测空气质量的热潮，后被戏称为“我为祖国测空气”，而冯永锋所在的“自然大学”就是深度参与者。

　　直到上述微博发布的第二天下午，冯永锋才发布详细的募资信息，呼吁大家出“千分之一”——400元购买一台价值40万元的手持式重金属检测仪。购得检测仪后将大量开展民间独立检测活动，并根据检测数据发起针对性的环保行动。他承诺每天更新募捐情况，并链接了重金属检测仪的简介。他还特别指出，此次募资是与北京水源保护基金会合作的公募项目，出资者可以索要发票。

　　显然冯永锋没有考虑到网友们的承受能力，许多网友提出：400元的门槛太高，不符合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基本精神。冯永锋接受了这一说法，并将活动改为“寻找10000个40元”。

　　也有网友担心自测环保数据存在法律风险，会导致检测重金属的计划流产。因为2009年国家环保部制定的《环境监测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布环境信息涉及环境质量内容的，应当与同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协商一致。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涉及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信息。

　　但是这一条例的出台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而且冯永锋乐观地认为民间环保组织所做的是“检测”而不是“监测”，因此不存在法律上的风险。广州的环保官员和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民间检测表示了欢迎，他们认为环保自测是民众了解环境真相的手段，虽然准确度有局限性，但有一定参考价值。

　　筹资进程并不理想

　　他不离不弃继续“感化”公众

　　冯永锋认为环保力量的源泉来自众多民众的参与。此前他虽然曾多次发起过募资活动，但这次是“大考”，因为40万元不是个小数目，测重金属也不同于测空气。他说“愿意挑战困难”。募资并不算顺利，截至17日总共不到3万元，但冯永锋并没有气馁。

　　有网友说冯永锋是孤独的前行者，他却不以为然。或许是习惯了，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他找到了“暖化”孤独的办法，而且“不离不弃”，那就是让公众了解环境真相，让更多的人参与。他说，要保护环境，必须热爱自然，从自然中找到“政策”和“技术”。首先想到的是必须找一个办法把公众引到自然界中去，欣赏自然的美好，记录自然的苦难。

　　于是，“自然大学”应运而生，2006年冯永锋发起全开放的公众环保大学——“自然大学”，推动公众“向自然学习，到大自然中学习，自然而然地按照本性学习”。“自然大学”设立六个学院分别是山川、草木、鸟兽、垃圾、环境健康、乡土，通过大量分领域的自然观察活动培养参与者“发现自然之美”的能力，从而激发每个人成为“主动的环境保护者”。目前在北京、厦门、上海、兰州、天津、南京、济南、郑州、广州、合肥、福州、重庆、成都、河南周口等地都在探索具有当地特色的发展方式。

　　2009年冯永锋参与创办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下设求知中心、检测中心、调查中心，其中“自然大学”就是由求知中心负责运行，检测中心通过“独立民间检测”的方式帮助公众了解身边的环境状况及对自身健康的影响，调查中心则对损害公众健康和环境健康的事件进行深度调查，揭示真相。

　　时时自省环保组织短板

　　“无偿”不是公益事业标签

　　“公益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从业人员是专业的工作人员，也就意味着从业人员必须有相应的良好的工资待遇和保险等。”

　　除了敢想敢干，坚定地推行自己的理念，敢于正视问题之外，勇于发出业内的独立声音也是冯永锋被称为先锋的原因。

　　冯永锋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国内民间环保组织缺乏实战能力，介入的案例太少，“我们经常只能谈别人（指国外的环保组织）谈过的东西，只能复述别人的案例经验”。他认为发现难题的能力，率先参与解决难题的勇气和智慧是环保组织为公众认可的必备条件，环保组织要时刻提醒自己“应该服务社会需求”。

　　他并不迷信国外环保组织，他认为，相比本土民间环保组织，国际环保组织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资金多，模式成熟，项目庞大，从业人员素质高。但他分析称，无论是从对环保组织的认知度、影响效果和工作热情以及投身这项事业的意愿来说，本土民间环保组织都有优势。

　　“区域公益” 是冯永锋力倡的公益理念。他坚信，每个地方的人都有保护本地环境的热情和能力，随着当地人和当地公益组织的成长与进步，公益行动最佳效果的达成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因此他认为，无论环保还是其他公益领域，每个县都应该有一个或者多个相应公益组织。

　　国内公益组织发展历程短，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还蒙着神秘的面纱。

　　公益就是无偿奉献，就意味着委屈自己——这是民众对公益组织和从业者最普遍的偏见。与羞于谈及利益的许多业内人士不同，冯永锋选择理性地吐露自己的看法。“公益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从业人员是专业的工作人员，也就意味着从业人员必须有相应的良好的工资待遇和保险等。”他说，这是社会对公益行业的承认和尊重的表现，也是激发从业人员不断前进的必要条件。

　　生物多样性美好也易碎

　　云南是他的“第一关注”

　　他出版的数本环保类书籍，第一本关注的就是云南，取名《拯救云南》。现在他正和兰坪玉狮场普米族人一道探索普米森林的保护之道。

　　2006年在云南出差的冯永锋，萌发了调查云南生态状况的想法。当时的宏大计划是，把云南所有的州市县都走一遍，每个地方花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去发现当地最显著的生态问题。这个计划最终只得缩水为关注两个案例：一是在云南的不少地方天然林被桉树取而代之；二是迪庆旅游发展对自然保护与社区保护的冲击。

　　虽然被问及为保护普米森林付出了哪些努力时他说“真的没做什么”，但在微博上他多次呼吁网友关注普米森林，为保护普米森林出点子。在他的帮助下，普米族人建立了“普米森林网”，成为外界了解普米森林保护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的便捷途径。

　　近日，他从北京前往玉狮场，考察了由“兰坪县土风文化发展协会”提交的关于培养竹制口弦制作工艺传承人的项目。并决定从“自然大学”拿出5万元资助由该协会负责的“惠农护林”项目，而资助对象需要由玉狮场全体村民讨论决定，初选门槛是未曾破坏森林，承诺保护玉狮场的生态并为第二批参与项目的农户提供鸡苗或药材种子（树苗）。“以发展促保护”，冯永锋相信如果方法得当、获得足够的支持，玉狮场的普米人可以走上富裕之路，也可以保住世代珍惜的普米森林。

　　谈及云南的生态保护，冯永锋直截了当，“最大的挑战当然是生态多样性的保护”。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吸引着他，但是多样性背后的脆弱他也看在眼里。他说，美好的东西总是易碎。

　　与直接改变某些人群生存状况的公益行动获得全社会络绎不绝的支持相比，环保公益活动还是显得冷僻。但是冯永锋从不抱怨，面对网友对自测重金属项目的质疑与担忧，他总是以“万一行呢？”来回答。“传统文化怀疑者、文字搬运者、胡思乱想者、博物学追随者”是他给自己的定义，这恰恰给出了一个环保先锋人物的基本素养：怀疑加追随自然，布道加一点胡思乱想。

　　对话

　　都市时报：您大学学习的是古典文献专业，而第一份工作是在西藏日报，这是主动选择还是被选择？后来到光明日报从事科技报道又是在怎样的机缘下做出的选择？

　　冯永锋：我的命运都非常顺利。小时候虽然家里贫困，但父母都非常坚定地要我们几个子女上学。现在想来，一切似乎都是命运的安排。1995年毕业时要去西藏，只是一个北大文科生最常见的理想。我只是想证明一件事，有人的地方，就都可以到达、生活和工作。1998回到光明日报，正好科技部缺少人手，就这样就进入了科技部。这样的好处是让一个文科生有了一定的科学素养。没有理由，只有机遇。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是非常的“顺从”。

　　都市时报：在从事环保公益工作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冯永锋：我真没遇到什么困难，我几乎是出奇的顺利。我个人能力很弱，想做的和能做的都非常少，就那么一点事，提出来时，朋友们很支持；开始做了，更多的朋友们来支持。迄今为止，我的所有回答是，我没有困难，要做事有无数的事可做，做事时有无数的朋友和同事在参与，要资金也有很多基金会和关注环保的人士热情支持。

　　都市时报：对您来说，参与环保公益已经融入工作和生活，成为不可分的整体，还是说也有出现冲突的时候？做一个布道者和行动者，力量源泉来自哪里？

　　冯永锋：我只是一个胡思乱想和胡作非为的人，我无法成为布道者，我的行动力似乎也没那么强。只是我一直比较心软，看不得这个社会存在着苦难，尤其是面对自然的各种苦难。我有将近十年的自然观察的经历，这些经历无法让我成为一个博物学家或者某个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但可以让我很顺利地看到“自然界所受的伤害”。这可以说是一个优势，让我看到了很多人可能不愿意看到的残酷事实。而一旦遭遇残酷，我就无法忍耐，要尽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参与一下试试，每一次都是弱弱地想：试试就试试吧，万一有用呢？

　　都市时报：您曾经多次指出国内环保公益组织缺乏行动力、缺乏担当。您觉得原因何在？改变可以从何做起？

　　冯永锋：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做起，比如“自然大学”的所有同事，有一个最基本的工作态度，就是“一经接手，不离不弃”，就是“主动求知，助人成事”，就是“从不拒绝，从不推辞”。

　　都市时报：“自然大学”在云南有没有发展本地化环保组织的计划？

　　冯永锋：“自然大学”不是一个开分店的机构，但我们愿意做方法的辐射。也就是说，如果云南本地的机构，愿意参考“自然大学”的经验和模式，我们很愿意无条件供应。环境保护的有效方法，是本地人保护本地环境，而不是靠外地人来指手画脚。

　　都市时报：为什么选择在网上发起积少成多的募捐而不是寻求大数额的线下支持？您怎么看待微博上质疑的声音？

　　冯永锋：微博是一个非常好的公众参与平台，它的平等性和共生性我想所有人都可以明白。既然我是追求公众参与的人，那么，任何环境事件的发起就应当基于微博、基于人人都可参与这样的理念来架构。

　　我是个比较愚钝的人，又比较率性和粗放，因此，发动的一些项目，往往考虑欠周就仓促上马。这就给了我的项目有了大量可修正的机会。在这时候，微博上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质疑的声音，或者说建议的内容，都给了我极大的提醒和启示。我非常感谢这些质疑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