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记者 吴建升/文 刘钢/图

　　 7月10日前后，市教育局发布《关于深圳市初中综合课程设置的调整意见》，宣布为期10年的课改告一段落。此举立即在市民和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

　　 “我女儿学了两年《科学》课，明年就要参加中考了，课程忽然变了，要是影响了我女儿的中考成绩，谁来负责？”福田区一位暑期后即上初三的学生家长不无担忧地说，“课改大事，要停起码也该举行听证会，一声不吭，说变就变，简直形同儿戏！”一位中学校长也向晶报记者抱怨，消息来得突然，学校措手不及，科学课老师一变四，调整起来非常头疼。

　　 “以人为本”课改走过10年

　　 当年为什么要课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家级精品课“中国现代文学”主编温儒敏，在去年12月深圳举办的课改研讨会上表示，是因为现有的人才培养方式存在两个重症，一是不讲差异，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不重视因材施教，限制了学生的创造力。二是教育“竞技化”，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都是这种竞争模式，对人的身心健康有害。从时代需求看，欧美最近几十年都在搞课改，非常重视创新型人才培养。改革不适应时代的教育制度与课程体系，是一种世界潮流。还有，就是现在孩子们学业负担太重，身心健康受到影响，从培养健全人格，从“以人为本”角度考虑，也迫切需要启动课改。

　　 在这个背景下，本世纪初开始，教育部组织专家，对北美、欧洲、东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展的高中课程改革作了比较研究。比如美国培养中学生的指导思想是：培养学生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知识的能力，让他们掌握先进而实用的技术，引导他们把今天的学习和明天的工作密切地联系起来，为今后独立的生活做准备。

　　 2001年，教育部在全国选择了38个实验区进行课改实验，深圳南山区成为试点之一，该年入学的南山各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新生实施了课程改革。2003年秋，深圳在全市初中推行了新课改。

　　 与深圳全市在初中推进新课改不同的是，深圳教育的一面旗帜——深圳中学，则走得更远，不仅初中与全市同步，而且在高中也进行了大胆课改。

　　 深圳中学在新课改中敢于单骑独进，走在全市乃至全国最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资历显赫，全国闻名的明星校长王铮。2002年，王铮是北大附中副校长兼深圳南山分校校长。同年王铮转任深圳中学校长。2003年暑期，王铮组织深圳中学教师去新加坡莱弗士学院参观。回来后，王铮主持会议，将学校原来“团结、勤奋、严谨”的校训改成“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这在当时被视为王铮改造深中的宣言。

　　 2003年9月，深圳中学开始实行导师加辅导员制，类似大学校园管理模式，而对学生实行“走课制”——在全校八大学科全面开设选修课和必修课，学生可以跨班跨年级自主选修。于是，教室还是原来的教室，学生却在不断流动。每到下课后，同年级甚至同班的学生，却在寻找下节课不同的教室。

　　 另一大举措就是“学生自治”， 深圳中学将学生事务基本都交由学生自我管理。王铮将校学生会定位为学生自治机构，同学们都可以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和讨论中来，在鼎盛时期，全校有1/3的学生是学生会成员，先由学生普选出单元主席，然后单元主席每月轮值做学生会主席。日常事务中，学校领导和老师从原来的直接管理者，退居为指导者和顾问的角色。

　　 2004年，深圳中学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高中课改实验样本校”，承担起相关的实验项目。

　　 亲历了当年深中课改，现在某大学读研的一位李姓同学坦言，正是当年王校长的学生自治，让他和很多同学明白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那是一场真正的公民意识启蒙”。当时的业界及社会，也普遍将王铮的改革视为公民教育实验。而王铮也多次对外表示，培养一个自信的公民才是教育的真正意义。“人们一般认为，一所好学校，尤其好高中，要升学率高，特别是要升入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院校——这是教育的本真意义吗？这是功利教育思想，不能真正解决学生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绝大多数人的问题。”

　　 课改教材：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的“大拼盘”

　　 声音

　　 “课改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这是一场上下都没准备好的改革，注定了难以为继。”深圳一位资深教育专家告诉晶报记者，“在上，教育部当年出了改革思路，与之相关的高考政策却一直未予调整；而各课改地区根本就无相关师资配备，都是仓促上阵，效果可想而知。”

　　 布吉中学科学教研组骨干教师郑莹向晶报记者坦承，她大学专业是物理，在学校也教物理，突然间让她教科学，化学和生物她补起课来还轻松，难就难在地理，中学时一点都没学过，啃起来太费劲。学校最后还是决定由某一个教师教整个科学课。“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每到一节课前，对涉及的相关内容，由科学课老师与单科老师集体备课，把所涉问题都由单科老师讲清楚。”

　　 实验中学科学老师陈俊彦告诉晶报记者，他学的是生物，任教也是生物。学校课改时要求单科老师直接教科学，对他来说，就是必须把物理、化学和地理的课补起来。“补课办法是在其他单科老师上课时去听课，第一学期要听60到90节，听后还要对重点进行点评，然后再熟悉课本，把里边涉及的生、理、化、地各科相通之处找出来，再去教学生。”

　　 陈老师说，他直到第二年才开始慢慢体会到课改的目的和效果。“学校的科技活动，以前是老师让做什么学生才做，生怕自己去做了会出错。课改后的科学课让学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觉得好玩，不少学生开始独立思考和探索，大胆去做实验，去寻找真相。”陈老师很遗憾学生这种进步在高中无法衔接上，因为高考在前，分科应试，又回到老路上去了。

　　 布吉中学历社老师严运龙，在龙岗区课改前曾数次代表区里去南山区考察调研课改事宜，是龙岗区最早接触课改的教师。他认为，与科学课相比，历社老师在从单科向综合过渡上难度相对较小。“历社是历史加上部分地理及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内容，这部分文科出来的人中学都学过，再捡起来相对容易。”

　　 “课改初衷是为了减轻师生的课业负担，现在不但没减轻，反而有加重趋势。”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语文课程标准专家组核心成员崔峦，在深圳课改十年研讨会上表示，“老师教得很辛苦，学生学得很累，但是效果不是很好，课改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国家级精品课“中国现代文学”主编温儒敏也坦承，课改某些“亮点”没得到体现。比如“综合性学习”，动机设想非常好，问题是师资跟不上，综合课往往就是“拼盘”。

　　 课改教材就是一“大拼盘”？

　　 布吉中学历社老师严运龙说，“所谓历社课本，就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大拼盘’，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内容应有尽有，但各部分间缺乏逻辑关系，别说学生读起来一头雾水，就是老师要弄明白也很费劲。”

　　 严运龙说，后来再看中考题，完全是新瓶装旧酒，没体现课改特色，改了等于没改，他开始为课改前景担忧。

　　 福田区一位家长龚先生，提起历社教材，直斥其“脑残”，误人子弟。“中考后，我很偶然问女儿中国朝代的排列顺序，她竟半天回答不上。”他生气之余，把历社教材要来看了看，顿时目瞪口呆，“初一册开篇就是《我的家在哪里》，说的是社区功能等；历史部分，世界史与中国史穿插行进，中国各朝代历史亦穿插讲述，让人如坠雾中，难明就里，我才明白都是这教材坑爹啊！”

　　 记者先后就历社教材访问过近10位家长，说法与龚先生相类。

　　 作为科学课老师，布吉中学的郑莹认为，科学课本优点是重视启发学生探索的方法，但缺点是跳跃大、零碎、不系统，学生掌握知识的难度很大。

　　 与历社课教材的一片骂声不同，科学课本却得到了私塾界人士的热捧。“朱清时院士主编的《科学》教材因课改中止而被放弃，我非常难过。”梧桐书院院主蔡孟曹告诉晶报记者，他仔细读过初中三年的六本《科学》，从朱清时院士的前言中就看到了科学教育的希望，他例举伽利略证明了单摆振动具有等时性而后发明了摆钟，从而引领学生产生科学兴趣。“这六本书的综合编排很合理，让学生对自然科学有总体的了解和认识，又不觉得科学难学，不困难是兴趣的开始，有兴趣后就不怕困难。”他说，尤其是每本书最后环节的“研究性学习课题”更是重点，让学生自己调查、研究、实践以培养学生寻求真理的心灵。

　　 “文理倒挂”是直接导火线？

　　 今年高考，深圳连续第二年出现“文理倒挂”，报考文科的学生占56%。

　　 “文理倒挂客观上反映了深圳理科考生在全国的弱势，其原因与课改有相当大的关系。”布吉中学科学老师郑莹认为，《科学》课增加了教学趣味及综合性，却降低了难度，弱化了学生的学科概念，且教材本身存在缺陷，师资配备得仓促，只学到一些常识化的东西，一到高中马上被难度、强度明显拔高的分科教育所取代，学生难以适应，对理科高考失去信心，最终导致了文理倒挂。

　　 与国外教育机构交流颇多的梧桐书院院主蔡孟曹则向记者透露，“文理倒挂”其实与深圳课改是一锅“夹生饭”关系颇大。“深圳初中的《科学》课程本就汲取了美国‘通识教育’的内涵，但美国的‘通识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形成了一套有机而完整的过渡衔接体系，中学毕业后是根据学业水平测试成绩（SAT）申请大学，没有硬性文理科之分，所以不会有问题。”他说，深圳课改只在初中进行，是锅“夹生饭”，注定了今天的局面。

　　 “文理倒挂”成为天秤上最后那根头发，终于使深圳失去了继续课改的勇气。

　　 “在目前中国教育界，高考仍是一道不可撼动的‘铁闸’， 深圳课改与高考博弈10年，终于举起白旗，并不意外。”一位中学校长向晶报记者感叹。“课改在推出之初，其实就已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课改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深圳课改终止，但相关话题却远未结束。

　　 “教材可以回头，但课堂却无法回头。”布吉中学严运龙老师告诉晶报记者，经过10年课改，课堂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师已将课堂变成一个充分展示学生才能的舞台，让学生在参与教学活动中掌握自主学习的方法，自主性、合作性、探究精神方面都有了大幅提高，过去“填鸭式”教学已一去不返。

　　 “我并不认同初中综合课调整就是课改失败或叫停，相反，这种调整是为了让课改更好地持续下去。”严运龙认为，虽然初中综合课程将重新回到分科教学，但分科教学将采用的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教材与十年前相比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他见到的新版历史教材为例，其中设置的“动脑筋”、“活动与探究”、“自由阅读卡”等栏目或环节，重在启发调动学生自主思维的能力，与过去任何版的教材相比都有天壤之别。

　　 “也许这次课改有很多不足，但其带来的很多积极因素不容忽视。”严老师表示，对初中综合课程的调整，反映出管理层不但有正视问题的态度，而且有及时纠正问题的行动。“所谓改革，就是要允许尝试，允许失误，也要允许及时修正甚至扭转。”

　　 深中：两任掌门人的课改改革

　　 故事

　　 其实，深圳课改以来，各种质疑声就从未间断。

　　 深圳中学，深圳教育的名片和象征，深圳课改的风向标。是公认的这次课改最彻底、最全面的学校。全国先后有300多批，1500多名专家、学者、教师前来考察学习。

　　 但考察学习者无一例外地表示：深中经验虽好却无法复制，因为走得太远，会影响高考成绩，风险太大。

　　 记者了解到，截至2007年秋，全国已有15个省、市、自治区试行新课程，但效果并不理想。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在一次课改研讨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与课改没有摆脱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不无关系。

　　 作为深圳课改的风向标，深圳中学的课改在一场人事变动后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2010年年初，在深圳中学课改中大刀阔斧、特立独行的王铮离任，返北大附中出任校长。来自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王占宝出任深圳中学新一任掌门。

　　 王占宝也是全国教育界的翘楚，作为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前校长，被称为“中国长三角最具影响力校长”、还拥有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南京市“中青年拔尖人才”、南京市“名校长”等美誉。

　　 前任倡导素质教育，王占宝亦然，只不过路径不同。

　　 王占宝的素质教育理念概括为“学术性素质教育”，目标是办学术性高中，其所有改革都围绕此展开。比如增设“学术活动周”，不定期邀请一些大学教授来讲座，学生普遍欢迎。

　　 在组织机构上，王占宝恢复了固定班级制度。推出了八大课程体系，每套体系有一套固定的课程，主修课的选课制度取消，相应的走课制度亦消亡，只有艺术、体育、活动等课程仍是自主选修，保留走课制。

　　 在对学生的管理上，王占宝对原来的学生会进行了重组，人员大幅削减，新的学生会定位于“与学生沟通的桥梁”。在留宿、迟到、旷课等日常管理细节上，王占宝要求按照校规严格执行。

　　 显然，王铮对学生采取类似于大学的松散式管理，给了其更多自由。而王占宝则是还原了中学生本来应有的管理模式。王占宝的新举措得到了部分老师和家长的赞成，当然也会有不少学生持保留意见。一些学生甚至在校吧里指斥其所谓“学术性素质教育”，其实是应试教育的代名词。

　　 对于学生的看法，王占宝认为一方面是学校要考虑学生的能力发展和终身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和家长向学校要效能、要升学率，这种兼顾是不容易的，需要避免功利与冲动，遵循教育规律，走出自己的办学之路。学术性高中的提出和实践，是希望在“应试教育”本质未能真正改变，“素质教育”又被严重扭曲的现实环境中，让教育回到原点。

　　 两任王姓校长对深中的改革孰优孰劣，只有历史有资格评判。但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在王占宝出任深中新掌门一年后，深圳中学毕业生升入重点大学的比率从67％上升到了79％。

　　 而在深中两任掌门人的交割故事里，深圳课改也同时走到尽头。

　　 两任王姓校长对深中的改革孰优孰劣，只有历史有资格评判。但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在王占宝出任深中新掌门一年后，深圳中学毕业生升入重点大学的比率从67％上升到了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