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海燕 沈轶伦 栾吟之

　　据统计，上海现有150多座公园，最高峰时，约有150多万人同园共乐。盛夏酷暑，选择去公园、广场载歌载舞、健身锻炼的市民越来越多，随之带来的噪声扰民现象也逐日增多。这样的噪音该“控”，还是该“禁”？

　　昨天，市政府法制办举行《上海市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草案）》立法听证会。与此同时，本报记者也分头走访申城各大公园、广场，现场调查生活噪音扰民之困。

　　【听证现场】

　　简单一禁了之，是否可行

　　公园广场的噪音污染，是“禁”还是“控”？昨天的听证会上，15位听证陈述人各抒己见。

　　“即使关上窗，外面噪音还是照样进来，真的很苦恼。”市民代表蒋连睿坦言自己就是公园噪音的受害者。他认为，应当禁止人们在公园、广场、人行道等公共场所使用音响设备开展健身娱乐活动，还附近居民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大喇叭、高麦霸，我家附近的闸北公园天天如此！”市民代表叶明德也主张对公园等场所的噪音污染实施严禁措施。如果实施“控”，等于开了政策“口子”。到头来，噪音污染还是无缝不入。市人大代表赵烨也认为，公园的健身娱乐活动应以休息散步为主，那些“高歌猛舞”应予以严管。

　　然而，更多听证陈述人认为，不能简单一禁了之。市民代表瞿智立说，健身娱乐是人们合理的文化活动需求，如果从法律文本上一味禁止，将会影响到公民的这些权利。而且，噪音污染的影响很多是主观性的，每个人感受不同。“对主观性强的事务最好由人去协调，而不要全部交给法条。”

　　“禁是禁噪音，不是禁活动。”“公园噪音不能靠禁，应该堵疏结合，以疏为主。”闸北区绿化管理署蔡杰、黄浦区打浦桥街道办事处市政科徐柏钱等建议，应明确城管、环保等职能部门的责任，明确禁止播放声音的时段和范围，明确噪音的最大分贝值等。圣骊澳门苑居民余勤也认为，不能一味禁止公园娱乐活动，适量控制噪音的时段和范围才是有效方法。

　　【记者调查】

　　地点：闸北公园

　　活动者：我们也不想噪音扰人

　　听证陈述人提到的“闸北公园”是记者踏点的首站。

　　公园门口的一大片空地，是附近居民夏夜乘凉的好去处。18时许，一名阿姨推着一辆满载设备的手推车来到这里，熟练地摆开“阵势”：蓄电电瓶、改装调音器和两个50厘米高的扩音器；末了还竖起招牌：“到此跳舞者，请付5角钱电费。”她一拿出铁皮盒，就有人陆续投入硬币。

　　不一会儿，来此跳舞的居民越来越多，还有不少人带着凳子来观看纳凉。19时15分，扩音器里的流行歌曲准时响起，圆形空地顿时成了“舞池”，二三十名男女陆续加入跳交谊舞的队伍，观众越聚越多。此时，一名男子根据现场气氛进行调音，还有一人则负责看管电瓶。一些熟门熟路的摊贩也推着黄鱼车加入，向这里的人出售饮料和水果串等。再往延长路方向走，还有另一个类似的“露天舞场”，两处音乐声此起彼伏。附近还有许多孩子在教练的带领下练习溜冰，十分热闹。

　　记者在“露天舞场”周边走了一圈，附近是成片老公房。方圆20米处，都能听到“嗡嗡嗡”的音乐声和“叽叽叽”的哨子声。几名围坐在一起乘凉的老人皱着眉头说：“吵死了、吵死了。”“噪音一直要持续到晚上9点。”一名老伯还带着记者到他家里去听：“室内噪音好一点，但是地板有共振感。”

　　周围人对于“舞场”的存在莫衷一是。许多兴致勃勃的舞者和观众告诉记者，“舞场”开了十几年，光顾的都是住在附近的居民，提供音响设备的也是附近居民。而附近一些对跳舞不感兴趣的居民则感觉 “不胜其扰”，希望“舞会”早一点结束、不要影响他们的休息。

　　一些跳舞爱好者坦言，“我们也不想噪音扰人，也愿意多走一些路到较远的绿地或公园活动，但希望有关部门能协助他们协调场地或办理公园月卡等。”

　　地点：鲁迅公园

　　居民：这样的换位思考，蛮好

　　听说鲁迅公园治“噪”有方，记者寻访而来。

　　上午10时，跳韵律操的曹阿姨知道，现在得把伴奏带的音响关了。在鲁迅公园，这个“每天上午十点关音响”的规矩已是不成文的规定。常年在此锻炼的50几支文体队伍，莫不谙熟于心。

　　每天来鲁迅公园早锻炼的游客数量平均达到5000人次。50支较为固定的文体团队里，有20余支队伍因为要伴奏而带来大功率音响设备。过去，音乐一放一整天，对周边居民产生噪音影响，投诉、意见纷至沓来。鲁迅公园党支部书记张新华感慨道，“公园是公共空间，跳舞者对健身的需求和附近居民对安静的需求，同等重要、同样合理。如果一味派园方工作人员前去禁止放音响，会遇到健身居民的不理解。”

　　改“禁止”为“疏导”，这样的工作首先在50支团队的50位负责人中间展开。其实早在2008年，园方就开始对常年在此活动的文体团队进行了登记、调查，并与50位团队负责人展开座谈。对晨练队伍播放音乐的时间，第一次有了明确限制：即每天上午开园伊始 （夏令为上午五时，平时为上午六时）至每天上午10时，晨练队伍可以播放音响。期间，园方工作人员和安保队伍会在园内巡逻，并对过时未关音响的队伍或对播放音乐分贝太响的队伍予以劝阻。

　　但“限音令”也并不能让所有的周边居民满意。为争取周边居民谅解，鲁迅公园开始邀请周边居民加入公园志愿者队伍。目前，这一队伍人数已达1800多人。在鲁迅公园跳了5年韵律操的曹阿姨，本身也是四川北路街道居民。白天她作为晨练者来公园锻炼后，下午她就会和志愿者伙伴轮流来公园执勤、护绿、维护清洁。她觉得“这样的换位思考，蛮好”，因为这些渠道的增加，让游客、居民、晨练者彼此之间有了更多互动和体谅。

　　在不同群体的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也是公园管理方的初衷。如今，一些常年在鲁迅公园活动的志愿者，还组成了“鲁迅公园合唱队”，有时还代表公园外出演出。他们坚持到公园排练时不开音响，而是自带手风琴或者拍手来作为伴奏。而当这些合唱队员以志愿者身份劝阻其他晨练团队勿高声喧哗时，这样的劝阻比管理人员的劝阻，往往更有说服力。

　　记者手记

　　“休闲权”与“休息权”的摩擦

　　一方面是市民的 “休闲权”，一方面则是附近居民的 “休息权”，孰轻孰重？

　　居民们说，“我们要的只是一份清静。”活动者说，“我们也不想噪音扰人，但无奈地方就这么大。”由于大家的生活、工作方式不同，早起、晚睡，夜班、白班，娱乐与休息，会使“休闲权”和“休息权”在一个共有的空间里出现摩擦。那么，活动者和居民间的利益该如何来平衡和协调？

　　显然，“治噪”需要法规支持。但仅仅靠法规监督、靠管理者严管、靠志愿者劝阻，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禁”和“控”之外，还应有一份道德的自我约束。“高歌猛舞”之时，是否想到了他人正卧眠？矛盾需要沟通，更需要对自身行为有所省思。就像鲁迅公园里的那位曹阿姨一样，做到了换位思考，也许就会多一份体贴和谅解。

　　“休闲权”和“休息权”的摩擦背后，也凸显了城市空间矛盾。市民代表邹雯歆提到，娱乐爱好者不可能改变习惯，如果只是一时一地进行管控，他们可能会另寻场地。那么，受扰的将会是另一拨居民，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在讨论是“禁”，还是“控”之时，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曦的建言可谓另辟蹊径，既然双方需求都合情合理，政府能否给市民提供更多合适的活动场所。这样一来，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