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峰和妻子阿玉在大渡口同一个公司工作，老公给老板开车，老婆是做检验的。老公的工作时间不是太固定，有时候老板用车，得随叫随到。7月9号晚上，老板喝了酒，让他开车送回家，就在阿峰出去时，家里进了人，公司里主管生产的陈某，对阿玉动手动脚……（7月20日《重庆时报》）

　　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性骚扰”调查结果显示有43%的女性受到过性骚扰，发生性关系的有4%。统计数据还表明，有50%的性骚扰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14%来自同事。受骚扰的女性中，96%遭受情绪上的痛苦，35%的人身体受到伤害。可见职场性骚扰的现象很严重，但是性骚扰案件为什么很难暴露出来？一是证据的问题，性骚扰大都没有目击者，即使有目击者，谁敢冒险作证？二是受害者的顾虑，上级对下属的性骚扰有几个不是胁迫的？三是社会对受害者不宽容，没人同情和理解受害者，很多人质疑是“苍蝇叮了有缝的蛋”。

　　“性骚扰”是一个涉及道德、私法乃至刑法的问题。在生活中，如偶尔的色情笑话，不一定构成“性骚扰”。但是，在美国，如果公司明知性骚扰行为发生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被骚扰者可以将公司告上法庭。如，美国知名的清洁用品制造商Dial就被公司女员工告上法庭，控诉公司没有对普遍存在的性骚扰行为采取有效行动，尽管公司辩解说也解雇了一些有这种行为的员工，但最后Dial公司还是被法庭宣判1000万美元的赔偿。美国历史上赔偿数额最大的性骚扰案是98年日本三菱汽车公司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制造工厂，因性骚扰问题被公司女员工告上法庭，最终三菱汽车公司赔偿了3400万美元。

　　劳动者在身份上、义务履行上和经济上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克制”——“大工厂是以进门者放弃一切自治为特征的”。“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第2条第1款早就将“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及第3项“国家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列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我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指出：“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从本质上看，“性骚扰”是权利而非性，劳动者人身关系的从属性，决定了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有保护照顾的义务。

　　萨维尼说：“人类社会的法律从根本上说就是弱者的法律，法律关切的是竞争制度下的不幸的受害者，而不是那些获得利益的幸运儿。”因此，一些国家认为“企业有防止性骚扰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发生了性骚扰，除了要追究加害人的相关责任外，企业也要承担赔偿金。”在欧洲，许多国家把性骚扰立法作为劳动法的一部分。《瑞典平等法》除了禁止雇主对其员工进行性骚扰外，还规定雇主有责任调查员工提出的在工作地点发生的性骚扰案件，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性骚扰再次发生。如果雇主不按上述规定办事，雇主就必须对事件带来的损失负责。

　　[稿源：红网]

　　[作者：曾颖]

　　[编辑：司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