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钟松君

　　纳粹德国覆灭已经67年，那些活着的纳粹逃犯，也已衰老。让他们自然死亡，还是继续追缉？

　　这样的争议近年已经出现。正义、拒绝遗忘、避免人类重蹈覆辙，这是不懈追捕纳粹逃犯的意义所在。经常伴随罪与罚的，还有道德争论。争论越深入，思考也越深入，它对人类的意义同样深远。

　　先说一个故事。

　　事件德国士兵临死前，乞求犹太人宽恕

　　西蒙·维森塔尔的《向日葵》一书，讲了一个故事，问了一个问题——你遇到这样的事，会怎么办？

　　故事说，他在集中营，被带出去清扫医疗垃圾时，见了德国伤兵卡尔。

　　“我知道我快要死了。”卡尔说。他讲述了他的一生，加入党卫军，到了乌克兰。

　　德国兵将满满一卡车汽油搬入一幢三层的楼，又将几百个犹太人赶入楼中，锁上门。

　　“下了一道命令：打开手榴弹保险，从窗口扔进屋去。爆炸声此起彼伏，一声接着一声……天啊！”

　　“我们听到里面的惨叫声，火苗一层一层往上烧……我们端起枪，谁想从火海中逃出来，就射杀谁……房里的惨叫非常恐怖。浓烟滚滚，呛得我们都……”

　　“在二楼窗户后边，我看到有个男人抱着一个小孩。他衣服着火了，他身边站着一位妇女，毫无疑问，她是孩子的母亲。他一只手捂着孩子的眼睛——然后他跳到街上，孩子的母亲也跟着跳了下来。其他窗户也有身上着火的人往外跳……我们开枪了……噢，天啊！”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奋力往窗外跳，可那一家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尤其是他们的孩子，长着黑头发，黑眼睛……”

　　“我知道我给你讲的事是多么可怕。在等待死亡的漫漫长夜，我一次次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得到他的宽恕。只是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犹太人活着……”

　　“我知道我的要求有些过分，但得不到你的宽恕，我死不瞑目。”

　　维森塔尔说，他一直在苦思，找人讨论：他当时该不该表达宽恕？是否有权宽恕？

　　事实上，这个故事涉及多个层面，卡尔是否应该为执行上级命令承担刑责？施刑者向受刑者忏悔，宽恕吗？

　　如今，那些纳粹罪犯快死了——90多岁了——该不该放他们一马？

　　问题一服从与罪责

　　执行上级命令作恶，是否可以免刑？

　　本月18日被捕的纳粹逃犯乔塔里，否认战争罪指控的理由之一是：“我只是奉命行事。”

　　其实战后的纽伦堡大审判，已相当程度地从法理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向日葵》中，卡尔执行了屠杀命令，此后日日夜夜受良心谴责。但维森塔尔说，如果他没死，将来被送上法庭，他还会忏悔吗？如果他没死，会不会犯下更多罪行？

　　美国作家约瑟夫·E·珀西科在《纽伦堡大审判》一书中，详述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执行命令”一说的理解：

　　军队必须建立在服从命令的基础上。问题是，一个命令如果违反刑法，执行的下属不担刑责，由下令的长官担刑责吗？依次类推，在纳粹德国，担责的只有已经自杀的希特勒了。

　　但即使在纳粹德国的军事刑法典中，仍然规定：下属人员“如果他知道上级以违反民法或违反军法的犯罪行为为目的”而执行了这项命令，也应受到惩罚。

　　因此当时法庭的条例规定：“被告遵照其政府或上级官员的命令行事的事实不能作为免刑的理由，但如按法庭的观点该行动具有充分根据，可考虑作为减刑的理由。”

　　珀西科称赞说：“这条规定说明了当时国际法思想所达到的水平。”

　　问题二忏悔与宽恕

　　面对凶手临死忏悔，你会怎么做？

　　维森塔尔问，读完《向日葵》这个故事，面对临死忏悔的凶手，将心比心，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书中这样看那个德军士兵：“这是个垂死的人，一个不想做凶手却在残忍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成为凶手的人。他在向我这样一个人忏悔，一个明天可能会死于像他一样的凶手枪下的人忏悔。”

　　作者的选择是：“最后我下定了决心，一言未发，离开了那个房间。”

　　他回去与狱友讨论此事。

　　“当你说到你遇到了那个党卫军时，我最初挺担心你已经宽恕了他。你无权这么做，他们（被屠杀的犹太人）没有授权你这么做。”狱友约塞克说，“既然他已对别人犯下了这么多罪过，你根本没法儿去宽恕他。”

　　换了约塞克，会怎么做？他说：“可能有一个区别，我会非常审慎地公开拒绝原谅他。”

　　亲爱的读者，换了是你，你会怎么做？

　　问题三死亡面前

　　90多岁了，快死了，可以放他一马吗？

　　西蒙·维森塔尔见到卡尔时，这个曾屠杀犹太人的党卫军士兵已快要死了。

　　如今，那些纳粹逃犯，已是风烛残年，他们也快死了。

　　参与谋杀2.79万个犹太人的“恐怖伊万”约翰·代姆扬尤克，2009年在慕尼黑受审，他瘫在轮椅里，面无血色，眼睛半闭，鼻息微弱。去年5月，他被判有期徒刑5年，但因已羁押两年，身体又差，释放了。今年3月17日，他91岁，病死。

　　这些纳粹逃犯，如今90多、100岁了，60多年来老鼠一样东躲西藏，担惊受怕，还需要、还值得去捉拿他们吗？

　　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曾说：“人们有权将毛毯从这些领养老金的老人身上扯下，将他们绳之以法，他们有罪。不过，这不是纪念大屠杀死难者的好方式。”

　　事实上不少逃犯也以年纪大、生病为由拖时间，而不是担责或忏悔。

　　克罗地亚纳粹警长米利沃伊·阿什内尔，2004年逃到奥地利，奥地利官方拒绝抓他，说他精神状态不佳。可2008年他挽着妻子看欧洲杯，在大街上被记者认了出来。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负责人苏罗夫跑去要人，奥司法部长才答应引渡。但阿什内尔去年6月14日在奥地利的养老院病死。

　　负责纳粹“死亡医生”海姆一案的德国法官海因兹·海斯特说：“常有人说，海姆90多岁了，放他一马吧。但我认为年龄不是问题，竭尽所能地抓住他才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苏罗夫10年前发起“最后机会”行动，与时间赛跑，要将这些纳粹逃犯活捉归案，接受审判。他认为，“放他一马”，是同情心错位。他这样认为：

　　▲有人认为，当一个人足够富有、幸运或聪明，躲过了审判，活到了这把年纪，就不必为曾经的罪行负责，这是对正义可怕的歪曲。战犯成功隐藏，不应受到奖赏，特别是这些罪行如此残暴的人。

　　▲大屠杀罪犯与一般杀人犯不具有可比性，对他们的起诉不应有诉讼时效限制。

　　▲对纳粹战犯的起诉审判，是积极的教育行为。特别在东欧波罗的海国家，德国入侵后做了帮凶，如今却对它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知之甚少。

　　过去的事情，有的是过不去的。

　　韩国1948年开始清算“韩奸”。半个多世纪后，又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真相调查委员会”，还决定将“韩奸”后代拥有的财产收归国有，补贴抗日运动中建立功勋者的后代。这引发了争议，但大部分韩国人支持。

　　另一方面，目前世界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计其数，最有名的是南非。人们认为，历史罪恶，没真相就没正义，就没和解，就没未来。揭出真相，是和解的基础，也是未来不犯同样罪恶的基础——可人类，总会犯同样的罪。

　　具体到“真相与和解”，道德的旗帜在高空飘扬，大量的则是技术性工作。这恰是道德评论中容易忽略的部分。

　　附件知名人士的这些回答你倾向于哪一种？

　　《向日葵》的后半部分，是44个知名人士的回答，他们职业不同，信仰不同，皆在痛苦中作了选择。下面的每条观点，综合自书中不同人的回答。

　　1.既然死去的人已无法宽恕，活着的人就不能宽恕；宽恕表面上非常温和，但对受害者是无情的。

　　2.人类无法宽恕这种罪恶，只有上帝才能宽恕；据犹太教传说，即使上帝也只能宽恕针对他犯下的罪行，无权宽恕针对别人犯下的罪行。

　　3.不希望廉价的宽赦，但“如果宽恕一个真心悔改并痛下决心的人，我就获得了自由”。

　　4.个人对个人可以宽恕，但不能代表犹太人宽恕，更不能宽恕种族灭绝的屠杀。

　　5.此时此景，原谅恐怕超出了人类，但西蒙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做出几乎是超人的神才能做的事，所以才耿耿于怀。

　　6.这个问题并不合适。士兵听从了这种命令，就永远切断了被宽恕的可能，“给我找个犹太人去”用来给他忏悔，是厚颜无耻，又一次将犹太人当工具，可看作一种公然侮辱。

　　7.没有赎罪，就没有宽恕。这个士兵不应该找个犹太人忏悔，而应该去向他的同伴说，放下屠刀。

　　8.西蒙给士兵喝水，赶苍蝇，表现出了足够的怜悯（这在集中营中本已熄灭），再宽恕他，无疑是背叛自己家庭所受的苦难。

　　9.西蒙不该沉默，应该将卡尔屠杀的真相告诉他母亲，“考虑卡尔年少，顾虑他母亲年迈，这都是道德上拖泥带水的行为”。

　　在这种人类滔天大罪面前，谈宽恕是如此困难。读者朋友，上面的观点，你倾向于同意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