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岛”从来没有在地图上出现，甚至周边都没有海水。

　　它的面积只有2.5平方米，“岛”上只有一个红顶白墙的小屋，里面有一张铺了小被子的婴儿床和一台保温箱。这个“岛”就是石家庄社会福利院设置的“弃婴安全岛”。

　　在一些清晨或黑夜，这里总会响起婴儿的啼哭，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将孩子放置在其中，悄然离去。

　　这个地方是石家庄社会福利院为弃婴而专门设置的，很多人质疑：打造这样一个地方，是否在纵容弃婴行为？

　　“我们改变不了弃婴这种行为，但我们可以让无辜的孩子们享有生命的尊严。”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说。至今，这个全国首创的“弃婴安全岛”仍在这里放置着。

　　“他们应该享有生命的尊严”

　　设置这样一个“岛”，不是工作的创新，而是福利院工作人员的被迫之举。

　　石家庄社会福利院的周围，每年都会发现弃婴，他们大多躺在纸箱内或编织袋里，而且大多有身体残疾。

　　毕竟是一条人命！这里的工作人员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情况不断出现，他们想法要让婴儿被丢弃后能存活下来。“弃婴是无辜的，他们应该享有生命的尊严。”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说。在这样的想法下，“弃婴安全岛”的设计逐渐浮出水面。

　　为了设计这个“弃婴安全岛”，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借鉴了国外的做法——在德国和意大利均有专门的弃婴安置场所，配备保温系统和警报系统。但这些做法只是停留在报纸和杂志上的只言片语，福利院还得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设计：比如怎样让孩子不挨冻，不被小动物伤害，还能被福利院的人及时发现……

　　将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想到之后，福利院工作人员着手设计加工制造了“弃婴安全岛”。

　　这个小小的“弃婴安全岛”造价近10万元，对福利院来说不是一笔小开支，但大家都觉得值。这个安全岛内设置了保温箱和排风扇，用于提供适度的温度、湿度和氧气，而内部还有向日葵和气球贴纸，给孩子一种温暖的安慰；值班人员每两个小时巡逻一次，以便及时发现弃婴。

　　“弃婴安全岛”上还有延时报警器，这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揣度弃婴人的心理设置的：一方面，他们害怕被人发现自己的弃婴行为；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孩子能尽快被人发现。这个延时报警器，可以让工作人员及时发现被丢弃的孩子。

　　最近一个出现的弃婴石同桃是被值班门卫发现的，她也是第21个在“弃婴安全岛”上被发现的孩子，这个皮肤雪白的女婴安详地睡在“安全岛”里，怀里揣着一张出生信息条，这张信息条，是家人留给她的最后一纸讯息。

　　如今这个嗓门最大、吃得最多的女婴正健康地生活在石家庄社会福利院，这个不幸的女孩，未来的生活就从这个“弃婴安全岛”上启程……

　　人道主义还是纵容犯罪？

　　这样一个花费了工作人员很多心思的“弃婴安全岛”，一直在争议中前行。

　　质疑最开始从内部开始。最主要的反对意见是：“弃婴安全岛”相当于延长了福利院的服务半径，不仅风险大，还会增加工作负担。而来自外界的舆论则认为，福利院的做法可能间接导致弃婴数量增加。

　　但想想那些孩子，韩金红总觉得福利院做得没错。最初，为规避福利院的风险，韩金红还考虑安装摄像头，以防婴儿在“岛”内发生意外后产生纠纷。但他担心有了摄像头，弃婴家长不敢靠近，设施沦为摆设，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弃婴安全岛”建起来后，在矛盾与忐忑中，院里的人等着“小岛”上第一个婴儿的到来。可十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每天都有人忍不住问：“这个到底有用没有？”“第一个孩子来了吗？”“怎么还没来？”

　　在外部压力下，韩金红甚至盼望着弃婴赶紧出现：“之前就有人说我作秀，如果建起来后一个孩子都不进来，别人就会说：‘看你这秀作的，钱花了也没效果。’”

　　最终，第一个“岛民”出现了，这是个身体有严重疾病的男孩，虽然工作人员尽了最大努力，最后仍然没有保住孩子的生命。逐渐地，“岛民”多了起来，最初的声音又回来了：这样做会不会增加弃婴的数目，在客观上让弃婴行为多起来？

　　几年前，石家庄社会福利院曾找到过一个弃婴的父母。他们来自农村，孩子生病需要花3万元，可家里砸锅卖铁只能凑到8000元。最终，他们决定把孩子扔到福利院门口，因为“在家里是死路一条，扔在这儿至少还有救”。

　　“发达国家也避免不了弃婴。”韩金红说，“不会说多一个‘安全岛’，不良父母就增加了。弃婴行为需要社会保障部门和司法机关共同解决。福利机构没法改变社会贫困，我们能做的就是如果你遗弃了，我们尽量让孩子活下来。”

　　但这个逻辑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接受。“这是怎么个情况？难道是告诉大家：想扔孩子的尽管来扔啦，不用有后顾之忧！”在网上，有人这样对“弃婴安全岛”发出疑问。

　　实际上，这样的伦理悖论不仅仅出现在中国。2009年，韩国一位牧师在教会围墙上安装了一个弃婴接收箱，遭到韩国保健福利部的反对——因为弃婴是犯罪行为，弃婴箱是鼓励人们丢弃婴儿，必须拆除。对此，牧师李钟落反驳说，政府在反对设置弃婴收容箱之前，首先应该提供相应的补助来帮助那些父母抚养孩子。

　　韩金红作了数据统计，“安全岛”设置后，弃婴总数并没有增加，只是集中到了一起。但是他仍然感觉压力很大——道德人伦的矛盾在这个小小的“安全岛”竟体现得如此突出。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被遗弃的生命，福利院只能沉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弃婴安全岛”考验社会宽容度

　　“弃婴安全岛”这种做法是否值得推广？在石家庄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看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安全岛”，更多的孩子就可能无人问津，而对于他们来说，直面这种生命悲剧是无法承受之重。由此他们认为：这一做法起码不应该受到批评，毕竟是对弱小生命进行关怀。

　　“我们仅仅是一个公共救助组织，对于解决弃婴这样的行为无权管理，更没有能力管理。”韩金红无奈地说，“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如果社会上的弃婴问题不解决，被遗弃的婴儿得不到好的照顾，那么这样的小屋会不断出现。”

　　在韩金红看来，“弃婴岛”这样的解决方式只是暂时性的，真正解决问题最终要靠社会、个人和家庭，如果政府部门之间能够加强协调，那么婴儿存活的可能性还会提高。“现在孩子从入‘岛’到抢救，中间还有掌控不了的缝隙。能不能改革一种方式，让孩子被发现后直接送到医院。现在救助弃婴的模式是民政、公安多年形成的，破解这个模式一个部门说了不算。”

　　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所所长周伟文认为，弃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福利院有义务收养。从法律角度来看，弃婴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设置“弃婴岛”有悖于法律方向，这是法律和伦理之间的冲突。

　　冒着舆论的压力，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选择了坚持，韩金红说：“福利机构没有能力改变贫困与社会罪恶，我们仅能做到的一点是，维护被遗弃孩子生而为人的尊严。”

　　南都基金会负责人、社会福利界人士徐永光认为，“弃婴岛”的出现提醒我们，在国家财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进行制度建设，完善婴幼儿医疗救助机制，减少因病因贫遗弃孩子的事情。而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则认为，关怀特殊群体的健康发展是社会的进步，政府责无旁贷。

　　更多专家看来，小小的“弃婴安全岛”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宽容程度。“这并不是在纵容遗弃，纵容这个字眼太过激烈。应该注意到的是那些抛弃孩子的父母，他们有着怎样的痛苦和难言之隐。”夏学銮认为，“‘弃婴安全岛’的建立是必要的，是否值得推广更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究。但无论如何，这是在最大限度地给生命以尊严，并且树立一个人性良知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