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畅（湖北媒体从业者）

　　深圳的城管外包，一度被认为是创新机制，但由于部分成员涉黑被披露，所以也遭到了广泛的质疑。最近，根据深圳城管局法规处一负责人的说法，在两周左右的时间内可能会出台新的政策来取代原来的城管外包。（7月22日 中广网）

　　深圳城管外包的原型是“西乡模式”：物业公司与街道签订合约，确定服务内容，协助城市管理。这个模式的好处在于，它使行政成本得到了节约，并让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得到了衔接，城市管理的盲点因此减少了很多。

　　不过，对深圳城管外包较为公认的判断是：由于外包过程缺少监督，物业公司的资质没能得到把关，使黑恶势力有了渗透空间。但这只是直接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城市综合管理与执法的关系没能得到很好的厘清，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譬如，外包服务与外包执法权的界定变得模糊，黑恶势力因此能借助外包服务而僭越执法权，谋取利益。

　　长久以来，我们将“城管”简单等同于“城管执法”，好似城市管理的服务必然以执法的形式体现。这种执法权的极端体现就是，一些城管执法机构被赋予一定的武装力量，暴力执法屡见不鲜。正是因为对执法权缺少谨慎态度，缺少程序意识，深圳城管外包才被异化为城管执法外包，最终出现部分成员涉黑的现象。

　　事实上，“西乡模式”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果，城管外包只是契机，它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激活了基层自治，使自治从小区、社区扩大到街区。“西乡模式”的特点在于：物业管理的经验、专业技能、服务效率向街区扩展开来，街区认同感增强了治理效率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成绩都是靠真正的服务、治理实现的，执法的功能倒是占次要地位。

　　由此反观深圳城管外包，它的真问题或正在于：城市综合管理与执法的关系需要厘清。执法权不要轻易打包、授让乃至外包，传统以执法混同、替代管理的作法需要得到及时纠正。而需要从“西乡模式”中学的经验则是：赋予基层自治更多的空间，探索出一个公共服务、基层自治或者社会服务能合理衔接的有效途径，或才是打通城市管理的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