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

　　日前，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称，“我国按家庭计征个税不可行”。他表示，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看似简单合理，但从13亿人口这个整体来观察，税制会变得相当复杂，让家庭申报其应税所得，会使成本高到难以实施的地步。

　　“按家庭征个税”，在税改“楼梯”上响了多时，却迟迟“不见人下来”。毫无疑问，它集结了厚重的民意期许：在税改呼声响彻的时下，“按家庭征税”提供了“提高起征点”外的又一个减税选项。因此，公众翘首期许，它尽早照进现实。

　　可刘尚希的一句“不可行”，冷却了人心。仅在纸面上推演，从“征收成本”的角度考量，就断言“按家庭征个税不可行”，是否失之偏颇？究竟是“不可行”，还是“不愿行”？差的是技术，还是决心？

　　民意殷切，大可理解。按家庭征个税，已是国际惯例。在我国税负积重、基尼系数扩大的情境下，与国际接轨，发挥其正向调节的作用，是形势所趋。事实上，以“家庭征收”为核心的个税改革，也屡次被提上政策议程。 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官员便声称，“以家庭为单位综合征收个税是税改的发展目标”；今年3月，中央相关部门就被曝，准备在2012年启动全国税务系统信息联网，为按家庭征个税做好技术准备。

　　就在公众纠结于“明晰时间表”之际，官员却出来表态：按家庭征个税不可行。而理由，仍是在“国情论”上兜圈——“人口基数多”“税制复杂”“成本高”等。这难免让公众郁闷：这征税方子，果真在国内水土不服？

　　平心而论，刘尚希的“条件不成熟论”未必就没道理：目前，家庭申报收入，还缺乏配套的制衡措施。在社会信用体系不彰、税务监督匮乏的语境下，征税动态追踪、及时调整，依旧很欠缺。虚报瞒报，或将钻政策空子，尤其是灰色收入。再者，在家庭流动化的背景下，半独立、半分离的家庭状态已很寻常，怎样界定，至今尚是盲区。而异地就业、多地置业等，都增加一揽子的征税管理的麻烦。

　　公共空间，理应是个存异的话语容器，充斥异议和对话，无可厚非。但怕就怕，许多并不审慎、仍显轻佻的结论，变成官方的立场宣示，将民意搁置一边，难有程序公允。基于刘尚希的身份符号，其发言不免被视作政策代言，他的言语，自然也要虑及民意，多些审慎。

　　刘尚希说“按家庭征个税不可行”，立论的着眼点是“政策实施的成本”。可成本从来都不是政策升级关键的评判标准，在管理的纵深化过程中，程序的繁琐往往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不能因“管理上的路障”，就将按家庭征个税归为“行不通”。按家庭征个税，虽无法根本性地填补贫富落差，但却能以增量改良的方式，对穷人进行间接补偿；还利于贫，也有利于良性税收格局的逐渐形成。这些利好面，显然不能因“成本”考量而简单抹去。至于成本，也可在借鉴经验、征税技术提升中降低。

　　税收决策，应经受公共场域的讨论：在细致论证、科学试点的基础上，去寻求一种最优的方案。单向地否定“按家庭征个税”，或许误判了个税改革的价值，也背离了政策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