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通才比专才重要，现在大学的通才教育比较薄弱

　　记者：当年您在浙江大学得到过很多名师的指点，为日后走上科研道路打下了基础。您觉得，与当时的高校教育相比，如今的教育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陈吉余：我在大学里既学自然地理，也学人文地理，既懂地质、地貌，也懂水文，这就为我今后从事河口海岸这一交叉学科打下了基础。而如今大学生的专业知识面，似乎比我们那时要窄。现在的高校教育我没有直接参与，但我感觉，这种情况和大学的通才教育比较薄弱有关。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培养人才是培养专才重要，还是通才重要？我觉得是后者重要，因为知识面窄了，思考问题往往就不会从宏观角度出发，对研究对象无法形成全面的认识。所以我感到，解放后我国高校的学科专门化有问题，如今我们应进一步加强通才教育，课程涉及的知识面要广一些，这样才能让学生今后做出大学问来。

　　另外，我发觉现在很多大学生的基础不够扎实，比如在写论文时，使用科学名词的随意性比较大。在文字表达上，许多学生的文章不够简练，一句话可以写得很长，我看他们的文章，先要做“断句”。这些毛病，可能跟我们基础教育的一些缺失有关吧。

　　职称评定标准太量化，科研人员不能把发表论文作为终极目的

　　记者：您认为在如今中国的科技界，是否存在不利于科技发展的外部阻力？

　　陈吉余：我觉得在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上，我们的标准太量化了。现在评教授就是打分，一个人发表过多少篇论文，就得多少分，分数够了，就能当教授。至于这些论文为国家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那就不管了。

　　我认识的一名学者，为解决一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写了一本书，但评职称时他被告知，书不能算作论文。我对这样的规定很不理解，书为何不能代替论文？评教授以论文和打分为主要标准，这是误导。

　　所以说，我们要制订出更合理的职称评定体系，不仅要量化，更要“质化”，激励科研人员用他们的才智为国计民生服务，而不是把发表论文作为终极目的。

　　过去我们常去野外做调研，现在不少科研人员从网上拿别人的资料来做研究，自己从来不去野外

　　记者：从科研人员自身来看，他们应如何进一步提升自己？

　　陈吉余：做科研应该提倡“学以致用”，但如今的学术界比较浮躁，有一种学以致名、学以致利的不良风气。既然追求的是名和利，他们就不再坚持真理，不再关心自己的研究是否对国家有用。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学术腐败、学术造假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拿我从事的学科来说，我觉得地理学其实是“经济学”，即经世济民之学。过去，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我们经常去野外做调查研究，再高的山，再大的浪，也要去。但现在，不少人是从网上拿别人的资料来做研究，或者是派学生去调查，自己从来不去野外。这么一来，写论文的速度是快了，但写出来的文章往往是“无病呻吟”，缺乏新的观点。

　　如何才能扭转这种风气呢？我感到，科研人员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学以致用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把“服从真理、揭示自然、承担重担”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样才能不受名利的诱惑。

　　父母和老师至少要在孩子的内心划出一条道德底线，让他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重要

　　记者：的确，对一个国家来说，科学家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但如今，许多孩子不再把“长大后当科学家”作为人生理想，您对此怎么看？

　　陈吉余：确实如此。我的重孙读小学二年级，有一次我问他，“读书是为了什么？ ”他说，“是为了以后挣钱。 ”我吃了一惊，可是你知道，小孩子的想法都是受社会影响的，当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把金钱奉为最高追求目标的风气时，孩子就不会把“长大后当科学家”作为理想了。

　　时代决定意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活在民族危亡的年代，所以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觉得读书是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当年，我的祖父在学校里挂上亲手书写的对联“爱国须学凯米尔，立志当如马志尼”，把爱国主义精神植入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而现在，我看在青少年教育上，世界观、人生观已经不怎么谈了，只有分数观，还有来自社会的金钱至上观。我们的一些大学，热衷宣传培养出了多少亿万富翁，大学教育的目标难道是培养富翁吗？

　　因此，思想教育恐怕还得抓一抓，特别是在儿童成长阶段，父母和老师至少要在孩子的内心划出一条道德底线，让他们知道，有很多东西比金钱更重要。媒体也有很重的责任，电视节目要传递健康的价值观，以文化和道德为导向，否则就会污染孩子的心灵。

　　当年提出三峡水库可能会给上海饮水造成影响并作出建议，事实证明判断是正确的

　　记者：您担任过三峡工程生态环境专家组成员，当时在专家论证时，您提出了什么观点？

　　陈吉余：三峡工程对长江河口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三峡水库在蓄水期，可能会引起长江口咸水倒灌，给上海的饮水造成影响。另一方面，是使得长江的泥沙含量减少，河口就要产生海岸侵蚀问题，上海的土地增长速度会慢下来。这方面的例子是不少的，比如，埃及尼罗河上建了阿斯旺大坝后，引发了尼罗河三角洲的侵蚀问题；海南岛的南渡江建了松涛水库后，南渡江三角洲海岸就发生侵蚀，每年后退9米。

　　当年，三峡工程成立了14个专家组，我作为生态环境专家组成员，提出了这些观点，还出了报告，建议延长三峡水库的蓄水时间，蓄水时段不要太集中，这就能减少长江口的咸水入侵。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判断是正确的。2010年，我向上海市领导建议，要开展长江河口的系统检测、综合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上海面临的咸水倒灌、海岸侵蚀问题。

　　上海光有一个青草沙还不够，我们还应该有几个水库，水资源问题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记者：作为一位为上海市民找到水源的科学家，您觉得，在青草沙水源地工程建成后，上海的供水安全是否有了根本性保障？

　　陈吉余：我觉得，上海光有一个青草沙还不够，我们还应该有几个水库，形成多库联动的格局。在水资源问题上，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上海有2300余万人，青草沙能解决1000万人的饮水问题，那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来了个突发事件，该怎么办？这样大的城市不能出一点差错，对水源地我们不能满足于“相对安全”，而是要追求“绝对安全”。

　　2003年，我们提出了关于没冒沙水源地的构想。这个潜在的水源地位于南汇东滩外、长江口南槽南侧边滩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对比，我认为青草沙基本满足了水源地的各项条件，而没冒沙的资料还不足。于是我写了篇文章《两库并存，多库联动》，交给市领导，建议先上青草沙，在规划上为没冒沙留出建库范围。

　　总之，我们可以把青草沙水库作为一个母库，还应该建一批子库，共同确保上海市民的饮水安全。另外，黄浦江水源地现在还在用，我们要进一步改进净化技术，把优质自来水送入千家万户。

　　◎记者手记

　　经世致用，儒之大者

　　俞陶然

　　采访中，陈先生告诉我，他在大学一年级时看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著作，遂萌生了将来做文学家的想法。“不光是文学家，那时候我还想成为一名大儒。”而到了大二，他开始学地理专业课，就意识到地理学才是他的最爱，便一心一意钻研这门学科了。

　　在笔者看来，陈先生虽然没成为一名大儒和文学家，但在他的科研道路上，儒家的精神气质、治学方法贯穿始终。他崇尚学以致用，主张依靠科学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为国计民生服务。这一点，不正体现了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就像陈先生所说，“地理学其实是 ‘经济学’，即经世济民之学。”纵观他60年来取得的科研成果、提出的工程方案，都为这句话做出了生动的诠释。而且笔者发现，有很多方案和建议是陈先生主动向有关部门提出的，单单是他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市领导写的信件，就有20封左右。这些信件，无不浸润着这位科学家心系天下、敢于谏言的儒家情怀。

　　陈先生注重综合的治学方法、追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和中国传统思想十分契合。这对于更偏重分析、主客体二分的西方科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这些思想，对年轻的科研人员来说会很有启发。

　　他一生践行的“求是”精神，敢于说真话的勇气，更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孟子曰：“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无论是在分析崇明施翘河深潭的过程中，还是在面对青草沙水源地的争论时，陈先生都把公众利益、老百姓的福祉放在个人得失之前，履行了一个科学家对社会的责任。就像他说的，他的使命就是“服从真理，揭示自然，承担重担”。唯此，科学家才能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闪耀他们的光辉。

　　在陈先生眼里，当前，包括学术界在内的整个社会有一股名利至上的不良风气，这让他感到忧心。笔者认为，如今我们很多人最缺乏的，恐怕就是陈吉余等老一辈科学家所具有的爱国爱民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缺少了这种精神气质，做人、做事往往会遗忘真理，为功利所累。

　　经世致用，儒之大者。陈先生已用他的人生为国人谋得了福利，如今，愿他在91岁高龄所讲的这些诤言，能给予我国科研人员，乃至全社会的人们一种鞭策，为我们注入精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