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俞陶然 报道

　　当你在炎炎夏日回到家中，惬意地喝上一杯优质的清水时；当你通过现代气派的浦东国际机场，飞往世界各地时；当你在周末乘坐私家车，和家人一起驶过南隧北桥，上崇明岛度假时，你是否知道，这一切都得益于一位老科学家？他在青草沙水源地寻址、浦东国际机场选址和南隧北桥方案的建议上，为上海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60年来，他践行自己“服从真理，揭示自然，承担重担”的理想，取得了一系列造福世人的科研成果。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院教授陈吉余。

　　近日，记者来到华师大丽娃河畔，见到了91岁高龄的陈院士。老先生一头白发，气色很好，拄着拐杖能独立行走。在近三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侃侃而谈，没有一丝疲惫的迹象。

　　涨落起伏的潮水、细软难走的泥滩……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是陈吉余一生最牵挂的地方。“我和长江口打了50多年的交道，我是亲眼看着它如何变过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变，将来会怎样变，我心里有个谱。就像老的航海人，从水里捞出一块泥，手里摸摸、嘴里尝尝，就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陈院士的话语里，透着智慧和自信。

　　【“讲真话”是他的人生信条】

　　大科学家李四光提出“杭州冰川学说”，他质疑

　　他说，我有质疑应该提出来，科学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杭州冰川学说”因此没有继续发展

　　面对记者，这位老“航海人”讲起了他的身世。

　　陈院士说：“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亲人是祖父。 ”他的祖父陈百川是清朝的举人，后被公派到日本留学。学成归国后，陈百川在家乡出资创办了一所小学——百川小学，陈吉余当年就在该校就读，年幼的陈吉余在那里第一次展露了他的地理学天赋。当时，祖父在他的床头挂了一幅中国地图，“我每天一有空，就看这幅地图。”在玩儿的过程中，当时全国2000个县的名字，陈吉余几乎都记得。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吉余为了继续求学，一路辗转来到湖北沙市，就读于江苏多所中学组建的联合中学。在重庆，他读完高中，考取了浙江大学史地系。当时的浙大，地理学大师辈出，竺可桢、张其昀、叶良辅……他们的精彩讲课和人格魅力，让陈吉余对地理这门学科愈加如痴如醉。

　　对陈吉余影响最大的老师是叶良辅教授。这位地质学家虽然身体不好，但仍然带学生去野外考察，指导他们研究地貌。 1946年，叶良辅还让陈吉余参与钱塘江地质调查项目，把他领进了河口海岸学这一研究领域。 “所谓河口海岸学，就是研究在海陆相互作用条件下，河口海岸的演变规律和河口海岸的生态环境。 ”陈院士解释道，“河口海岸是我国经济建设和国防的前沿，所以这门交叉学科对国民经济、国家安全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

　　在浙大求学期间，陈吉余还与李四光有过一段师生之谊。

　　陈院士回忆说，那是在他写学士论文期间，他来到贵阳的贵州地质矿产测勘处，研究当地的山地地形，恰巧李四光也在那里。听说这个学生是研究地形的，李先生便带他在那一带考察了一天，并借给他一本自己写的尚未出版的书《冰期之庐山》。 1947年，李四光来到杭州，带浙大史地系的师生进行了地形考察，提出了他的“杭州冰川学说”。然而，年轻的陈吉余对这位大科学家的学说并不认同，他撰写了一篇论文《冰川置疑》，指出这个理论的论据存在不足。结果，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杭州冰川学说”也就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谈起这段往事，陈院士感慨地说：“浙大的校训‘求是’对我的影响很大，求是就是求真理，科学研究如果不求真理，服从权威，那不就成了伪科学吗？所以科研人员要敢于讲真话。当年，对于李先生的学说，我想我有质疑总是应该提出来，科学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 ”

　　决策部门将松浦大桥一带定为新水源地，他反对

　　他说，那里的江水中出现不利健康的成分，我们要对全市人民负责啊！青草沙可以成为未来水源地

　　在陈院士看来，“我们搞科研的人应该在深入调研、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把真实的情况向上面反映，不能有半点私心杂念，也不能在反对声浪中退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上海水源地争议问题上，他坚持的正是这个原则。

　　1989年，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了高级顾问委员会，李国豪、谢希德、谈家桢等一批知名科学家加入，为上海市重大问题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高顾委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饮水，因为当时上海的黄浦江污染比较严重，自来水水质不佳，寻找新的水源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作为高顾委委员，陈吉余提出了向长江引水的观点，高顾委一致同意，上报市领导部门。

　　然而，这个方案很快遭遇反对意见。原来，当时相关决策部门已基本决定，将黄浦江上游的松浦大桥一带作为新的水源地。对于这个方案，陈吉余很不认同。 “那时候，上海的污水回荡已经到闵行了，再往上就会到松浦大桥，而上海、江苏交界处的淀山湖也已出现污染。继续选择在黄浦江上游取水的风险不是很大吗？而且我们检测发现，松浦大桥一带的江水中已出现对人体健康很不好的物质成分，我们要对全市人民负责啊！ ”

　　于是，经过陈吉余等人的论证，市科协高顾委将长江取水方案提交给了市领导，两种观点的交锋就此展开。由于在黄浦江上游取水的方案已基本确定下来，在争论中，高顾委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派”。 1990年春节过后，陈吉余和翁史烈、马远良两位教授一起作为高顾委的代表，参加了市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那时我在锦江小礼堂讲了15分钟我们的观点，一讲完，反对意见就出来了。 ”陈院士回忆道，“有个专家把装着厚厚一叠资料的皮包在台子上一摔，说‘这个问题我不比你清楚吗？ ’”

　　1990年4月，在松浦大桥一带取水的方案还是获得了通过。但那年夏天黄浦江大旱，污水上移，回荡到松浦大桥那里。陈吉余派助教去调查，发现取水处的鱼和底栖生物全死了。于是，拍照取证，写报告，他继续向市里反映情况。

　　“说真的，那段时间我受到的压力很大，一些人讲，陈吉余又跳出来了！不过在学术界，我的观点还是得到很多人认可的。 ”压力之下，陈先生继续研究向长江引水的问题。 1990年10月，在上海市科协组织的上海市引水水源讨论会上，他提出了“干净水源何处寻，长江河口江中求”这个论断，指出长江河口江心部位的冲积沙洲——青草沙可以成为上海未来的水源地。

　　令陈院士感到欣慰的是，在1992年市科协高顾委第二届专家组的成立大会上，他听到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徐匡迪在讲话中这样说道：“事实证明，高顾委提出的向长江引水的建议是正确的。 ”

　　如今，青草沙水源地工程已经竣工，取自长江江心的优质原水惠及上海的千家万户，为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供水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1969年崇明治深潭，冒着“反革命”风险，他直言

　　他说，一整夜思想斗争后还是决定履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他的方案节省了200多万元经费

　　在科研生涯中，陈吉余一直把“讲真话”作为他的人生信条。有时候，敢不敢直言真相，是对科学家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考验。

　　1969年，崇明的施翘河前的长江底出现一个深潭，深度达到51.5米，由于崇明电厂就在附近，一时间人心惶惶。上海市很重视这件事，拨了250万元用于深潭治理。那时的250万元，可是一笔相当大的经费。然而，已经夺权的革委会组织的人员对深潭研究了半年，也没能拿出解决方案。无奈之下，他们叫来了陈吉余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先生分析了三天后认为，深潭的发展趋势已经稳定，只要对北面的丁坝进行加固就行，不必大动干戈。

　　“这是我的科学分析结论，但敢不敢把这句话讲出来，是另外一个问题。要知道，万一深潭的威胁加剧，那‘反革命’罪名我就逃不掉了。 ”当时，陈吉余的处境相当困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是华师大地理系的重点批斗对象，大热天被逼在太阳底下下跪，在校园里扫地拖地板……吃了很多苦头。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真话是说还是不说？在做了一整夜的思想斗争后，陈吉余还是决定履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把真相说出来。他把自己的分析结论写成报告，交给了市水利局和崇明革委会。最终，方案得到通过，丁坝加固只花了40万元，为上海节省了200多万元财政经费。

　　【勾画“后浦东”是他晚年的思考】

　　他为浦东机场选址潮滩还为鸟儿建九段沙乐园

　　上世纪90年代，在浦东国际机场的选址问题上，他建议把机场建在海堤外的潮滩上，这样可以为上海节约大量土地，而且不会对周边居民区造成噪音污染。 “发达国家建机场也遵循这个思路，比如美国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就建在海滩上。”为此，并未参与机场选址工作的陈吉余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一周后，他就接到通知，说有关部门认可了他的建议，表示堤外的滩涂要充分利用。

　　这项建议绝对是“金点子”，机场场址由此向东平移640米，可少征农田约7488亩，少征农田后增加了滩涂填土费用，两者相抵，陈吉余的建言相当于为国家节省投资3.6亿元人民币。

　　在该建议得到采纳后，陈吉余又提出，机场占用的堤外湿地是鸟类国际迁徙路线上的一个重要“驿站”，既然把这块地占了，就应该在附近的某个地方“种青引鸟”，作为对鸟类的生态补偿。“我们做河口研究的人，不能只管人，不管自然，要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造机场把鸟赶跑了，就得为它们另安排一个去处。 ”陈院士如是说。

　　这个为鸟儿着想的建议也得到了采纳。于是，陈吉余开始主持“九段沙生态工程”，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将芦苇等促淤植物引入这个长江口新生成的沙岛。如今，水草丰茂的九段沙湿地，已成为鸟类迁徙路上的一个乐园。

　　“三倡”全国海岸带调查是他提出建“南隧北桥”

　　在评价自己一生的所有成果时，陈吉余认为，“全国海岸带调查，是我人生中从事的最大一件事。 ”

　　1979年初，当拨乱反正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时，陈吉余来到国家科委二局，向庞文华局长提出了开展全国海岸带调查的构想。此前，陈先生分别在1959年和1963年两次提出这一构想，但都没有做成功。这次，他的心情更迫切了。全国海岸带调查的目的是什么？能取得怎样的成果？应该如何开展？陈吉余说得如数家珍。 “海岸带调查是这么回事啊，好，你回去写一个报告，我帮你送到国务院。 ”庞局长表示支持。于是，陈吉余在同年2月写出了一份建议开展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的报告，不久就得到了国务院发文。同年5月，全国海岸带调查温州试点项目正式启动，陈吉余出任调查队队长。

　　从1980年到1986年，此次大调查历时七年，前后共有2万人参加，为我国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系统的科技资料。海岸带调查后，陈吉余在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建议——打造“南隧北桥”。在上海市海岸带综合报告中则提出：在芦潮港建立城镇。如今，这两个前瞻性方案都变成了现实。

　　谈到“三倡”全国海岸带调查的心得，陈院士说，做科研必须要有全局观、综合观。在他倡导的全国海岸带调查中，共有15个专业的研究人员参与，对这么多专业，陈先生不可能样样精通，但他拥有的是宏观的视野，能敏锐地判断出各项专业调查在整个项目中的地位和价值。 “这就叫系统科学。地球是个系统，河口海岸也是个系统。 ”陈院士觉得，这种系统科学的眼光，是如今很多科研人员所欠缺的。

　　他正勾画海上人工岛打造长江口亚三角洲

　　如今，虽然年过九旬，但陈吉余仍然在对长江河口海岸做着深入的思考，勾画着上海未来发展的蓝图。

　　2010年，他向上海市领导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长江流域的现状——上游蓄水、中游拦水，下游引水，加上跨流域调水，势必会对上海的供水产生影响。为此，他建议本市开展长江河口的系统监测、综合研究。这份报告得到了俞正声书记、韩正市长的批示。目前，市水务局正在开展系统监测，华师大专家则在做综合研究。

　　2011年，陈吉余又提出了在长江河口外建海上人工岛，打造“长江口亚三角洲”的宏伟构想。

　　在地图前，陈院士为记者指出了这个亚三角洲的位置，它由长兴岛、横沙岛、横沙东滩、九段沙等天然岛屿和一个人工岛组成。根据设想，人工岛建在天然岛屿的东面、水深20米左右的海上，它的土地“原料”来自长江口的大量淤积泥沙，面积为40平方公里。在人工岛上，能建成一个水深在23米左右的深水大港，并通过隧桥，将人工岛与天然岛屿连接起来。

　　陈院士说，大小洋山港的水深是15米—16米，但如今集装箱船的运载量已达到18000箱，需要18米水深的港口，所以上海要建成国际航运中心，应兴建一个水深在20米以上的大港。不仅如此，人工岛一旦建成，还将与周边的天然岛屿组成串珠状的 “长江口亚三角洲”。经过围垦促淤，它的面积将达到500多平方公里。这块“长”出来的土地，有望带动上海新一轮的经济发展。

　　“浦东开发已经20多年了，下一步上海将向哪里发展？我觉得就是‘长江口亚三角洲’，这是块宝地啊！在‘后浦东时代’、‘后洋山时代’，上海依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陈院士的话语里，流露出兴奋和憧憬。

　　站在地图前的他，用手指圈点着他构想中的亚三角洲，让人仿佛依稀看到，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又一次来到了长江入海口，凭海临风，挥斥方遒……

　　■大事记

　　1941年 进入浙江大学史地系学习。

　　1945年 浙江大学史地系毕业，并考取浙江大学史地系叶良辅教授的研究生。

　　1949年 浙江大学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任职于地理系。

　　1950年 参与铁道部、中国科学院下达的湘黔西线道路地质调查任务。

　　1952年 院系调整，调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

　　1953年 向淮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用“圈堤蓄水”解决洼地洪水的意见。

　　1956年 接受中国科学院负责河口研究小组任务。

　　1957年 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河口研究室，担任主任。

　　1958年 参与长江口第一次大规模水文测验和天津新港回淤研究。

　　1959年 建议开展全国海岸带调查（与尤芳湖联合提出）。

　　1963年 再度向国家科委海洋组提出开展全国海岸带调查。

　　1969年 崇明南门港施翘河深潭调查，提出坍岸对策意见。

　　1973年 上海金山石化蒲山湾建港调查，认为不宜建港。提出乍浦陈山码头方案，被采纳。

　　1979年 上书国务院建议开展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调查工作，同年国务院发文。组织全国海涂调查温州试点工作，担任调查队长。

　　1980年 全国海岸带海涂资源综合调查技术指导组成立，担任副组长。编写上海市海岸带海涂资源综合调查任务书，并担任技术指导组组长。

　　1982年 鸭绿江河口研究，参与丹东港建设研究。

　　1985年 负责上海市科委“三峡工程对长江口及上海地区生态环境影响和对策研究”，并任国家科委三峡工程研究生态环境专家组成员。

　　1986年 参与建设黄骅港建议，并参与黄骅港调查研究。

　　1988年 负责国家重大科学研究项目 “中国河口主要沉积过程及其应用研究”。

　　1989年 对黄浦江引水口上移发表意见，并提出引用长江水的建议。

　　1990年 建议在青草沙修建江心水库，把长兴岛建成上海市的水源岛。

　　1991年 首次提出将上海国际机场建造在海堤之外潮滩上的建议。

　　1992年 参与国家八五攻关项目“长江口拦门沙航道演变规律与深水航道整治方案研究”

　　1993年 提出开展海面上升对上海市影响的建议及对策研究，获市科委立项。

　　1994年 参加崇明总体规划研究，并对长江口越江工程进行重大技术经济综合研究。

　　1995年 再次提出浦东国际机场外移海堤之外的建议，被采纳。

　　1996年 提出浦东国际机场生态工程建议。

　　1997年 提出河口治理需抓住三个牛鼻子（三个分汊口）的理念。

　　2003年 建议修建南汇东滩没冒沙水库，经市领导批准立项。

　　2004年 建议进行上海市滩涂、湿地资源调查研究，经市领导批准立项。提出澄迈湾西部为海口枢纽港选址的建议，为海南省接受。

　　2005年 就青草沙水库和没冒沙水库建设问题提出“两库并存、多库联动”的意见。

　　2006年 向上海市领导建议对“长江特枯水情，对上海市供水安全影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获批准立项和产业部门的支持。

　　2007年 赴武汉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调研2006年长江特枯水情问题。赴重庆调研2006年长江上游大旱的旱情与水情。

　　2008年 向水利部领导提出“关于加强我国河口三角洲地区海平面上升问题及对流域洪涝灾害影响的对策研究初步意见”。

　　2010年 致函上海市政府《为应对长江流域蓄、拦、引、调复杂水情对河口的影响，亟需组织开展长江河口系统监测和综合研究的建议》。

　　2011年 向上海有关部门以及中国工程院提出《依托北槽深水航道，建设人工岛和开发亚三角洲》。

　　发刊词

　　钮也仿

　　我从小的理想是当科学家。我心中的科学家是突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束缚，淡泊名利追求真理的化身，他们带着人类难以泯灭的独立良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分析世界，解释公众的未知和颠覆被强加的已知。

　　在我的心中，没有谁比科学家更像飞向造物主的天使。

　　采访“老”“科学家”，之所以和过往千千百百次日常采访不同，是我好奇在以权力和金钱为价值追求、判断标准的世道，他们面对眼见和心念，是否能达到去除爱憎之情的境界；科学世界是真正的辽阔世界，但科学家作为肉身的信使，在寸步难行的现实、日渐疏远的自然中，是否能真正做到徘徊斗室俯仰天地？已知的世界有多大，未知的世界就有多大，再伟大的科学家，穷毕生之力的成果，放入浩瀚宇宙，是否陡生英雄徒劳的悲剧感？

　　我是因一小小的意外细节，违自己所长，违父母意愿改选新闻行业。宿命不是本专栏本专版的探讨范围，作为拿笔的人，我对自己的唯一要求，是不能冷峻和无动于衷。肉身总会在沉默和黑暗中逝去，科学家对自然世界的探索，其实是精神世界的所有努力，即使无法短时间显现，我们拿笔的人，不应任之蒸发在广漠的时空中。

　　科学精神是人类自由和探索精神。人因之所以在万物中显得高贵。

　　人也因之有别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