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继强（成都高新区新闻发言人、发展策划局局长、经济学博士）

　　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之际，温家宝总理来川视察，主持中西部五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这是对当前全国经济信心的提振，正如温总理指出，四川在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进程中，经济总量和结构同步趋好，未来应该在西部大开发中走在前列。在我看来，温总理此行更传递了一个积极信号———现在是真正到了，为西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内陆地区崛起做好准备的时候了。

　　今天，面临世界经济重心逐步东移和国内经济社会的必然转型，西部地区如何加强合作，构建新的城市群，成为国家发展新的增长极，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以西部地区承载经济、产业、人口的重镇———成渝两市为例，成渝两地作为中国西部发展的前沿，同属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但不可否认的是，包括投资、贸易、产业发展在内的经济合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多年来两地似乎陷入了“合作疲劳症”，小声嘀咕的唇语不断，甚至有人说，从“成都到重庆”还赶不上从“成都到美国”的经济交流合作模式。这并不奇怪，包括城市群、城市体系在内的区域经济竞合发展，演进的动力则是产业的逻辑———产业与市场是推动区域发展的关键变量和永续动力。

　　历史地看，成渝两地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过两轮快速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三线建设时期，成都和重庆成为大批企业内迁的核心城市，大量投资和移民奠定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基础。成都形成了令人骄傲的东郊工业区，重庆则随着众多大型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内迁，近30万三线职工从上海、江苏等地来到重庆。但是，这个时期计划指令驱动的经济增长路径，使得成渝两市的经济往来既没有规模，也无法持续。改革开放孕育的贸易立国、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国家的发展战略转向了东部沿海地区，使得外资一时难以西进，加上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艰难推进，成都东郊工业区的一根根烟囱轰然倒下，标志着国有经济从布局到规模的大幅收缩，作为经济增长的增量———城市化进程及其诞生的大批中小企业，支撑了这个时期成渝两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无论是从产业还是从公司层面看，仍显得脆弱，规模比较小，产业和公司依赖于本地市场远超跨区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成渝两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经济合作实质性扩展迁移步履蹒跚，更不用说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塘、环渤海地区的核心城市那样发挥辐射溢出效应，形成成熟的城市群了。

　　然而，今非昔比了。30年来重商主义发展所积累的广泛再平衡风险，包括内外失衡、投资消费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显示出实施这一政策难以为继。以我的观察，30年来国家非凡的经济竞争力，不外乎是价格因素，包括低廉的劳动力、政策红利、压低利率等，但不管经济体制是什么，价格抑制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总会到达触底回升的拐点，目前的经济理论和市场高频价格信号都向我们发出了清晰的警告———外向型发展的低垂之果已采摘殆尽。幸运的是，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惊人逆转———从“向东是大海”的外向型经济艰难转型为“向西是高地”的内需发展。各地“加工贸易的笼子”被腾出来，换成“创新发展、内生式增长的金凤凰”，“反梯度”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高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思想日益占据决策者的心灵，大规模的“产业西进”为金融危机后中国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回旋空间。在过去短短三年时间里，国家相继批准了囊括东中西部、沿海到内陆的近20个区域发展规划，我们即将见证重组区域发展波澜壮阔的画面。现在真是到了把“区域非平衡发展”饱受赞誉的真理投入火中考验的时候，在我看来，尽管这一进程才刚刚萌芽，但这是中国经济迈向区域更加均衡、以国内消费为主、令人兴奋的大国崛起关键的一步。

　　历史可鉴，美国从立国之初偏重外贸的非均衡发展格局，到南北战争之后，大规模的“西进运动”开启了“大陆战略”，芝加哥成为美国的交通中心，成功转型为内生性的世界经济强国，及至今日其庞大的内需市场仍然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均衡发展居功至伟。不过话也说回来，危机后美国财政和国际收支的赤字黑洞，使得美国的消费再也无法为世界经济提供“永动机”了，美国通过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逼迫中国紧缩政策，正在吸引制造业回流，挤出中国的实业资本，最近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实体经济恢复的苗头已经显现。

　　如果说国家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包括近年来相继出台的成渝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等规划，为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火上加油”，那么西部12省区市如何进一步扩大合作，培育某种发展路径？在我看来，不外乎“竞合、产业、预期”三个方面。

　　首先是竞合。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观察中国经济有一个微观观点，即区域经济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激励机制，但在我看来，竞争有“好的竞争”和“坏的竞争”之分，“坏的竞争”导致了厂商利用地区之间优惠政策套利。之所以形成这种“诸侯经济”，是由于各地包括就业、教育、医疗在内的社会福利支出基本上是地方负担，不仅不同的省、不同的市，甚至是不同城区和乡镇，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差距悬殊，这使得各地发展的压力很大，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地方利益”的实质所在。西部省区市要避免这种“坏的竞争”，打破地方利益的种种“玻璃门”，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协调合作。比如涉及跨区域急需的基础设施开发，可以成立联合开发公司进行共同开发，也可以成立区域开发银行对区域的实体经济发展进行支持，甚至是在远期平衡区内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

　　其次是产业。殖产兴业始终是区域崛起的源动力。以地处西部、不沿边不靠海的成都为例，近年来个人电脑制造业迅速崛起，发货量排名第二和第四的戴尔和联想则选择了成都，生产的平板电脑占到了苹果全球产量的一半，带动了仁宝、纬创等代工企业、配套企业以及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这将开启全球个人电脑制造和物流行业十多年来最大的变化。不久前，三星存储器项目选择了西安，也必将产生巨大的产业推动作用。但是，西部地区城市群也要吸取沿海发达城市群的教训———产业简单地被替代，更要培植真正的产业发展变革———依靠创新和科技的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要注意产业的结构性变动规律，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城市群中核心城市必然是服务经济和高端制造业的“容器”，核心城市充分发挥服务功能和创新作用，大部分的制造业活动要转移至中小城市，使得中小规模的城市与枢纽城市一起发展，形成发达的生产协作和供应商网络，打造按产业或者行业划分的某种产业发展地带，形成全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再者是预期。大多数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重视程度不够，在我看来，这是经济开发活动波动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从许多角度看，人口、产业的聚集，城市边界的扩张乃至新城市地区的形成是“先于需求”的。一个相反的事实是，过去计划经济的房子是按“真实需求”建设的，但我们的城市建设陷入多年的低水平扩张。西部地区要扩张形成未来中国最重要城市群，要共同营造区域乐观发展的预期，这并非因为投资者总是正确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动量特别大。比如，各种区域发展的规划并非是因为多么科学，而是规划的概念和手段调动了投资者的情绪，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据我所知，良好预期对开发活动施加的提振作用，远胜任何规模的政府投资，否则，几乎很难逃出这样的循环：政府大规模投入，预算外融资活动终将压垮政府，经济区建设走向多年的停滞，这非常值得决策者深思。

　　重振西部地区的发展活力是中国经济重获平衡的关键要求，也是缔造国家持续繁荣颠扑不破的前提。如果西部不强，近忧则是中国经济的“硬着陆”，远虑则是民族复兴的愿景出现裂痕、缩小直至坍塌。

　　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光耀，汉唐雄风，又无一不是因西部强、腹地兴而坚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再一次向东出大海，交学费，请老师，对外学习与交流，引进外来企业，优惠投资者，获得一些发展的经验和基础。但西部经济产业不强，西部创新力不硬，广大的内陆市场不兴，终难证明国家的真正强盛和复兴。所以，要努力把西部建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地，产业崛起、创新发展的高地，文化自信的高地，开放合作的高地，成渝、西安首当其冲，应是中坚，再加上兰州、银川、呼和浩特、乌鲁木齐、昆明、贵阳、南宁等其他兄弟城市，大家心手相连，共同托起西部大发展、大繁荣的美好未来。

　　如是，向西是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