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张喆

　　“当我拿到外国记者证时我愣了一下，不明白为什么南非ETV被写做‘南非卫星电视五台’。难道因为‘E’是第五个字母？我专门问过有关人士，他们说‘五频道’这样的说法中国人容易理解，所以替我们电视台起了个中文台名。但实际上我们的‘E’代表的是‘行使权力’（Empowering）。”南非ETV中国分社社长贝力试图用这个有趣的细节说明中非之间加强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上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刚刚在北京闭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中非要加强民间友好，为中非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其中就包括在华设立“中非新闻交流中心”，鼓励中非双方新闻媒体人员交流互访，支持双方新闻机构互派记者。

　　在此背景下，23日至24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召开了中非报道圆桌论坛，来自非洲多国的记者、研究员与会，他们或多或少都会说一些中文，比如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的贝力（John Bailey）。他已在中国工作了4年，“我是南非媒体里唯一一位驻华记者，最近我一直在报道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我的家人电话我，‘啊，原来中国这么好’，想想看，连我的家人都对中国的对非政策感到新奇，更何况那些普通的非洲民众。南非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他们关于第五届部长级会议的报道是直接转载BBC的文章，调子还是那样的老旧——‘中国图的就是非洲的资源’诸如此类的话。但放眼非洲，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基本就是来自西方的。可我并不认为，中非之间存在的误解全是因为西方造成的，双方彼此缺乏了解才是主要原因。”贝力告诉记者。

　　央视非洲频道试水

　　实际上，中国已经注意到了中非报道在话语权上的缺失，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卢沙野在今年5月的一次研讨会上坦承，中非关系的认知与中非关系的实际存在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就是中非话语权和舆论权的缺失。

　　“我们欢迎包括西方媒体在内的国际媒体继续关注中非关系，提出建设性的建议甚至批评，这也是中非合作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我们反对的是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评价中非关系，动辄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把个别问题普遍化，把所有问题归咎于中国的做法。”卢沙野说，在话语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情况下，对于一些毫无事实依据的攻击和指责一味保持沉默，对中非关系发展也是一种伤害。中非合作的成果不仅要用事实来证明，也需要用话语来捍卫。

　　为此中国政府正大力加强中非人文交流合作，希望突破“横亘在中非之间的话语高墙”，比如中央电视台在肯尼亚开办了非洲频道。

　　非洲经济转型中心（ACET）的政策顾问布迪·布鲁库在中非报道圆桌论坛上，专门提到了她对央视英语频道北京时间每日凌晨1时播出时长1小时的“Africa Live”（直播非洲）的看法，“当我最初看到央视起用一位年轻的非洲女性当主播，感到十分惊奇。我研究这档节目很久，我想看看在这一小时的节目中，是否被要求融入中国政府观点，节目是否在展示中国的影响力，可我至今仍没发现来自非洲或西方的担心。”

　　有意思的是，很多与会的非洲人士并不清楚央视专门开办一档有关非洲的新闻直播栏目。唯有来自莫桑比克的埃里克·夏拉斯例外，他的一位朋友目前就在为这档节目“打工”，“央视没有给他提任何要求，就像是一般的节目外包一样，给你一笔费用，制作我朋友自己喜欢的选题。完成传给央视在肯尼亚的制作中心就行了。”夏拉斯介绍。

　　贝力认为，中非双方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弥补各自的“信息鸿沟”，“尽管上周中方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提出‘非洲人才计划’，要培训3万名各类人才，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1.8万个，可这些人回到非洲后，他们基本都是去政府工作，很少到媒体工作，所以这些未来的‘中国通’仍无法用非洲媒体视角报道中国。”

　　夏拉斯还指出，“在莫桑比克，政府办的报纸每份售价是1美元，在我们这个还有很多人每日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国度，1美元意味着8片面包、3罐可乐、2瓶啤酒，一个月的手机充值费。有多少人愿意为此去了解来自政府的说法呢？可中国过去似乎只会和政府打交道，而不知道如何和非洲民间沟通。”

　　在非中国人应融入当地

　　贝力建议，现在有那么多中国人在非洲，“可以让他们做中非关系的民间大使，这对双方彼此了解益处多多。”

　　不过，在他看来，在非洲的不少中国人似乎不愿与当地社会融合，“南非目前大概有70万左右的中国人，他们很多来自浙江、福建等地，可他们就集中在几个社区内，他们开的餐馆、便利店基本都只有中文标签和阿拉伯数字，当南非本地人进去消费时，几乎没有语言交流，只是最后结账时那一串数字。我想这些人中普遍英文不佳是造成沟通不畅的主要原因，但这在南非当地人看来，中国人似乎就只想赚我们的钱。中国人也很少参加社区慈善、义工等活动，在这一点上，印度人做得更好。”

　　塞内加尔记者阿玛杜·蒂迪安纳·希也说，他曾因某事试图采访首都达喀尔的中国餐馆老板，但走了20家店，没有一个愿意接受采访的，“他们似乎缺乏与当地社会沟通的意愿。”

　　不过，在夏拉斯看来，在莫桑比克的中国人已经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莫桑比克人现在有严重的肥胖问题，一些中国小老板到我们这里开了许多纤体店、按摩店，特别受当地人欢迎。老板也努力学一些葡萄牙语，还雇佣当地人做收银和前台，中国人被我们接纳为莫桑比克社区的一分子。”不过夏拉斯也提到一个“老问题”——中国商人似乎不太愿意参与社区公益活动。

　　夏拉斯所在的VERDADE报是莫桑比克发行量最大的免费报。他表示，有些中国企业不太了解莫桑比克的法律，也有些中国企业不懂如何在莫桑比克进行危机公关。

　　夏拉斯建议中国公司向韩国、日本企业学习，“聘请一个莫桑比克的律师团队，雇佣一个莫桑比克公关公司，这是两笔不应该省掉的钱，而且应该在项目还在酝酿时就开始着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