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几年网络上的几次“约架”，赵启强感觉很不好网络截图

　　■ 都市时报记者 赵孟

　　近两年的“约架”像泼妇骂街

　　都市时报：最近两年微博兴起，许多人因一言不合就要“约架”。前有知名评论人士五岳散人约架伍皓，后有五岳散人和吴法天“约架”。有人将其类比成西方的决斗。你怎么看待这种从观念不同到肢体冲突的现象？

　　赵启强：当事双方都是知识分子，按中国文人的传统，应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一定是到了忍无可忍又觉得对方不可理喻，才拔拳相对。这本来算不上什么稀罕事。西方人决斗，也是用武力解决争端、争出胜负。不过在西方，决斗是非常绅士的，有双方证人出场，要丈量距离、要用同样的武器（剑或手枪），而且肯定是一对一，不会拉帮结伙。这类决斗常常让我们感到尊严、感到当事人的人格魅力，因为决斗人，大多数是用生命来捍卫尊严和荣誉。

　　都市时报：你怎么看待此次吴法天和周燕的“约架”行为？

　　赵启强：从网上看到这两年的几次“约架”，感觉非常不好。他们的动作、言语很不绅士、很不知识分子，像泼妇骂街，像市井泼皮的街头殴斗。他们争的不是尊严、荣誉，比的不是侠义风度，而仿佛是比谁人多、谁膀大腰圆、谁拳头硬，谁的言谈举止下作……或许，这是一种时尚，是一个“我是流氓，我怕谁”的2.0版本。

　　我记得一位经常喜欢“约架”的知识分子，好像被人用“儒匪”形容过。中国古代有对盗贼用过“义盗”，表明盗贼中也有侠义之人。今天却颠倒过来了，某些知识分子倒像匪徒、泼皮。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知识分子“流氓化”，当成知识分子精神堕落的一个旁证。

　　都市时报：我们知道你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很活跃。在你的印象中，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对公共话题的争论是什么样的情景？有没有过类似“约架”的过激行为？

　　赵启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确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那时，中国知识分子刚刚经历了浩劫，但他们仍然能带着强烈的焦虑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最大的热情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人文精神、民主思想。那真是一个学派纷杂，思想多元到了混乱的年代，充满各种观点的宣扬、争论、交流，但绝没有势不两立的争斗，更没有斯文扫地的“约架”。那时，中国社会真正感觉到了知识分子的分量和价值。

　　公众反感的不是立场是认死理

　　都市时报：许多人把此次“约架”，以及上次吴法天和五岳散人的“约架”，看做“左派”知识分子和“右派”知识分子的争论。一般来讲，该怎样区分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和右派知识分子呢？国外的情况如何？

　　赵启强：左、右之争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圈里很抢眼，但“左”、“右”的概念却十分混乱。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左右之分，政治上是看激进还是保守，经济上是看公平还是效率，文化上则是传统还是现代、精英还是大众……

　　现代社会，左右两面都能构成对大众的强势。一个知识分子，如果站在大众的立场，要求国家加大对资本的监管、课以重税，以增加大众的财富分配份额，那么我们称其为左派；另一个知识分子如果站在社会的立场，要求政府对资本松绑、要求国退民进，给资本更大自由度和积极性，最终增加社会财富，让全社会受益，我们称其为右派。但左右双方都应该有一个最终为了全社会的前提。

　　以美国为例，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只为资本效劳，那他就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华尔街的财富精英；如果站在权力一边，不再为大众代言，他也不再是知识分子，而是白宫雇员。总之，右派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左派也不能只是国家主义。他们首先都应该是知识分子。

　　著名文化批评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生活的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对他而言，无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在现代社会，什么是权势？那当然是权力和资本了。

　　都市时报：你认为知识分子都应该反省？

　　赵启强：是的，关键是分寸的把握，是懂得审时度势。一旦给自己贴上左或右的标签，就只认左、右，不认真理了：只要对方支持的，就一定反对；对方反对的，就一定支持。哪怕睁着眼说瞎话，也要争个输赢。公众反感他们的，其实就是这种认死理，而不是他们的立场。

　　对信念的真诚是知识分子的底线

　　都市时报：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是投机分子，左、右双方都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观点？

　　赵启强：如果其真实动机是为自己争输赢、捞名利，那么谈论左或右，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如果仅仅站在资本立场上说话，那不是“右派”，是“傍大款”。他们时时等待着资本的垂青。而一味为权力说话，也不是“左派”，那是向权力暗送秋波。走出江湖，进入国家家园，才是他们的真实动机。

　　其实，权力和资本并不特别需要知识分子专门为其说话。因为今天，钱有足够的力量搞定一切，而权力本身就掌管着足够多的话语权。所以与其说这些人是为权力或资本说话，不如说他们在为自己的利益说话。

　　都市时报：那么你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坚守怎样的底线？

　　赵启强：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真诚——对自己无论是左或右的信仰、信念是真诚的，为国为民的动机是真实的；还有，无论对自己的原则是否有利，都有拿出搞清真相的真诚。因此，重要的不是左或右的立场，而是真诚，是他们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的知识分子。

　　还是萨义德说得好：“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所以对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是对苦难的同情、对罪恶的愤怒，以及对真理的固守。

　　知识分子面临权钱双重诱惑

　　都市时报：你在《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的文章中提到，知识分子面临着从没有过的前后夹击——那就是权力金钱的双重诱惑。经过了几十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今天面临的挑战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赵启强：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社会罪恶的愤怒，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承认真理至高无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

　　当国家衰落，当权力肆虐，或因世风日下而“人心不古，都尚奢华”时，恰恰应该由学者、知识分子站出来——敢于向权力直言，迫使其改弦易辙；敢于声讨世间的邪恶势力；敢于向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浮躁、贪欲挑战。

　　都市时报：那么，你觉得知识分子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赵启强：就像我上面说的，他与资本斗、与恶势力斗、与恶习斗。在这些搏斗中，我们看到的知识分子常常是单薄的、孤独无助的，但正是有了这些惨烈的、寡不敌众的搏斗，即使最黑暗的历史也会经常闪现出瑰丽的光芒。

　　人物名片

　　赵启强 学者、作家、资深媒体人，曾供职于甘肃电视台、南方周末、瞭望东方周刊；现为上海东方电影艺术学院教授。发表有学术、文学等人文社科类作品二百余万字，编导过电视剧、电视纪录片十余部。政治经济类著作包括《光荣的荆棘路》、《红色帝国的领袖们》、《当代中国教育调查》等，着力点出了当代中国的制度根源和政治改革的出路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