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人论财经事]富豪“分家”如何谈钱不伤感情

　　中广网北京7月25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报道，李嘉诚清晰分割千亿家产堪称典范，富豪“分家”，如何谈钱不伤感情？超级富豪财产分配惊现“七宗最”，谁的做法最巧妙？谁的做法最神秘？

　　“财经人论财经事”，清华大学教授丁兆林10点15分做客节目，点评财经热点。

　　主持人：今天我们和大家谈谈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家产分割，为什么谈到这个话题？最近我们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作为华人首富李嘉诚上周的分家分割计划是正式启动了，长子李泽钜获得家族企业的资产，而次子李泽楷则获得了巨额现金，备受瞩目的世界华人首富分家一事也就此尘埃落定了。怎么样这些富豪在家产分割的时候能够谈钱又不伤感情，而且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中西方富豪，可以看出他们的家产分割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差别？我们就来和今天的嘉宾一起探讨。今天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的特聘教授丁兆林教授。

　　主持人：有请丁教授。刚才我们提到了李嘉诚的分配计划总算是尘埃落定了，长子和次子分别获得了不同类别这样的资产。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像在西方的很多富豪最受人瞩目的家产大部分都捐助了，比如像比尔盖茨比如像巴菲特比如像巴伦·希尔顿，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的选择大部分都是把自己的家产除了留给子女的一小部分，其它捐助给基金会、慈善的捐助等等，而在东方，我们看到像李嘉诚这样的富豪们都比较头疼于这种家产分配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丁兆林：其实本质上这是一个对钱的哲学态度，就是你怎么看钱，最后大笔的资金该怎么来用，其实这点上东西方的确是有差别的，东方人其实是一种祖先崇拜，意思是我要把家庭的香火延续下去，中国人的延续香火的理念是非常非常强劲的，所以他无论如何把钱留给自己家里不管怎么分，一定要在自己的孩子中做这些事情。但是对于西方的这些企业家来讲，他的这种家庭理念其实也很强，过去也都是这样，但是后来他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他转变的就是社会意义更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分歧或者说是不同。

　　主持人：而且我们看到好像西方的这种富豪们在分配家产的时候会更为理性一些，比如像美国饭店的巴伦·希尔顿，大家也都知道他的家业继承人孙女帕丽斯·希尔顿让他非常失望，所以他把23亿美元遗产中的97%都捐献给了希尔顿基金会，而我想在东方即使家业继承人让富豪们很伤心很失望可能最后富豪还是会选择把钱留给他们。

　　丁兆林：其实这就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钱到底该怎么用，这是对于富豪本身他自己的一个观点的判断。还有一点，就是说对于下一代人，因为他如果把钱留给下一代，下一代就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担起家族的事业。这个在东方来讲对于后一代是有责任要把家族事业扛起来，但是现在对于在西方或者其他的发达国家人们特别注。

　　主持人：选择职业经理人。

　　丁兆林：另外他特别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如果孩子不愿意承担家族这个企业，他完全可以做自己的事。比如说巴菲特他的孩子，他完全可以选择做一个音乐家，这样作为家长他就不能够强迫孩子做什么，这也是它是两个层面的事，他是比较尊重人自己的一个选择。

　　主持人：丁教授刚才提到了东方的企业家跟西方的企业家面对财富处理分配方式可能会面临一些差异的原因归结在了文化的方面，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注重香火的延续。但是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西方的一些企业都会有自己公司的一些基金会，或者说有一些财富回馈于社会的机制，而我们缺乏这样的机制，从而导致了自己的企业去寻找继承人，聘请职业经理人也好，或者寻找合适的子嗣去继承也好，成为了一种唯一的选择？

　　丁兆林：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很无奈的选择，其实在最早西方的企业家也是一样，他没有什么社会的意思，他就是说只是在家庭中传承。但后来他们发现了很多问题，首先一点这些后代得到了巨额的财富以后未必能够像他们父辈所期待的那样做好经营，另外这些财富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是负向的东西，大部分的人因为过多的财富让他们最后走向了虚无、吸毒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也看明白了，把钱财留给孩子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还有他们觉得孩子未必有这样的一个心来继承家业。其实最重要的一点还不光是对于人的个性的尊重，最重要的是他是社会的制度在做一个背后的引导，这个引导的力量非常的强大，这种强大的制度的引导才使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也好，其他的国家的一些富豪们，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回馈社会，然后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机制，他还不仅仅说是慈善。实际上他就让这些富豪们在思考一个问题，你挣这么多钱是为什么，大家都在考虑挣钱的事，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去花钱。实际上这种社会制度的引导，让这些富豪们开始思考，怎么才是一种更高尚的让人尊敬的花钱的方式。

　　主持人：这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东方的企业家可能不如西方的企业家高尚，您刚才提到一个制度建设或者制度引导的问题，这里有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您也提到东西方的文化不太一样，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否会建立这样的一种引导的机制？它的可行性到底有多大？可能也是要画上一个问号。

　　丁兆林：其实我觉得这样一个引导机制可行性应该是非常大的，它一步一步这么来。你如果在美国，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说平常人们都很容易的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这个慈善的事业它不会是垄断的，就是说它是竞争性的。谁做得好，他都可以去获得更多的筹款，就像办一个公司一样那么简单就可以办一个慈善的基金会或者说非盈利机构，但是你是要竞争的，平时你就可以为你的事业做筹款，其实他也是一种宣传。比如你在美国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在竞争。

　　主持人：丁教授您说的这个操作上的流程当然非常之简单，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东方企业家的这样一种文化，东方文化的这种氛围有没有人会去主动的或者说形成一个群体的效应，大家都做这件事情，可能现实短期之内并不是非常现实。

　　丁兆林：我相信它会形成一个氛围，这个氛围是从一个开始，一个做，两个做，最后做得多了，大家就觉得不管是穷人也好富人也好豆油羊群效应，当大家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不做，你起来很难看，这个时候如果你真做了，你又从中间得到了更大的心理上的收获，而且得到了一种社会强大的尊敬，就像比尔·盖茨，全世界都很尊敬他，他就觉得他做这个事情做对了，他又产生一种示范效应，这种示范效应不管是东方西方只要有人的地方其实是一样的。

　　主持人：另外其实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东方和西方的税收制度也不太一样，比如像在美国，如果留下大笔的遗产会有非常巨额的遗产税，可能这也是导致富豪们愿意踊跃捐献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吧。

　　丁兆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一般认为是政府制定的一个遗产税，恰恰不是，这是富豪们自己要求的，要提高遗产税。另外一点就是说人们是因为避税才做慈善这样一个判断也是错的。实际上40%的人做慈善以后，他的税收并没有要求返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部分人做慈善并不是为了免税，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效应和社会效应，你要做一个统计就能看得出来。

　　主持人：可能还是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已经上升到最高层次了。

　　丁兆林：我觉得他那个需求理论的确是非常有意思的，很有道理。

　　主持人：我们回顾一下两年前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跑到中国来劝捐的事件，很多听众都印象深刻。当时巴菲特跟马云有一段对话，巴菲特劝马云来捐款，马云问了他一个问题，做了一个类比的比喻，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这些企业家可能包括社会的进展的程度，财富的进展的程度已经达到了那样一个成熟的程度。而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财富迅速积累，企业家也非常之年轻的情况之下，可能目前来讲没有达到那样一个阶段，所以这样一个劝捐是没有现实一个基础在的，但这并不代表中方的企业家没有回馈社会的精神，这是马云的一个表态。所以我想表达的是现在这样一个现实基础，我们马上变成美国企业家的机制的建立是不是有点过分的乐观，当然我们希望这样看到。

　　丁兆林：其实我觉得巴菲特和盖茨没有必要来用语言劝捐，他们的行动是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在全球都会引起影响的劝捐活动，对于说大家跟不跟，这个他一定不会有强制。至于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来讲，我觉得这个阶段得怎么看。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把人类历史串起来的时候，中国人串上绫罗绸缎的时候，欧洲人裤子还都没有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到底谁的发展阶段更强一点，这个很难说。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选择，当然整个的社会制度是有关系的，如果社会的制度非常完善，人们可以很容易的做这种慈善活动，同时得到更多的人的制度上的支持和心理上的支持。

　　主持人：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做慈善活动的同时，他能够很放心的看到所有的钱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上。

　　丁兆林：没错，所以他背后需要有一整套的监督和审定的这样一个手段。这样才能保证人们对真正做慈善的人是信任的。其实在美国是这样或者在有些国家是这样，就是说你如果做了慈善，但是一旦你有什么丑闻出来的时候，你前功尽弃，而且你付出的代价会非常巨大。在这样一个非常有效的监督体系之下，大多数做慈善的人他的确是非常的令人尊敬的，因为他的确是，只要他脑子正常就不会做坏事，也的确是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产生了一种正向的社会的驱动力。

　　主持人：所以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到最后不管积累了多少财富都得进行一个再分配，如何在积累财富过后，更好的将财富分配给社会，和实现自己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是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社会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非常感谢丁教授做客我们的节目，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