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石

　　近日读到两篇新闻，参照阅读后不由得感慨万千。一则新闻说，7月21日，北京遭遇暴雨袭击，车主丁先生在积水最深达4米的广渠门桥下溺水遇难。据悉，危急之下，丁先生想尽办法自救，还用头去撞车玻璃，但没有撞开。妻子曾打电话提醒他后备箱有锤子，但他已经耗尽了力气。另一则新闻则说，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最近向媒体透露，在今年新学期里该校将破天荒地开设爬树课，教学生在遇险时如何爬树逃生。

　　这两则新闻真是一悲一喜。喜的是，遇险求生训练的确已经提上了个别教育者的意识日程；但悲的是，这种意识的确来得晚了一些。假若不幸罹难的丁车主能够早些了解到一些弃车逃生的基本常识，他本可以逃过此劫的。可惜，具有北大研究生学历的他，并不知道敲开车窗的锤子放在哪里。

　　由此反观我们的教育体制，的确有不少值得改进之处。简言之，过分看重理论知识，太看轻实践能力；太看重面子工程，而缺乏经世致用的考量。比如，高中生物会考要求学生了解细胞的内部构造以及哺乳类血液循环的路线图，但是却没有教给学生，动脉大出血以后该如何做紧急包扎，人工呼吸的要领又是啥。高中地理会考要求考生了解地震的震级和烈度之间的关系，却没有教会大家，在地震真的到来时，该如何紧急避险。在体育课上，学生要学长跑、短跑、掷球、引体向上，却不学防身之道、泅水之术和攀爬之技。军训的时候，大家学唱军歌、叠被子、踢正步，却不知道如何使用指南针，使用军用地图，利用凹凸镜取火保暖。结果呢，学历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多，技能却越来越差。

　　有人或许会说，“高知低能”是我国教育的老大难问题，这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之事，多谈又有何益？但在笔者看来，过去的批评大多是空洞的呼吁，而缺乏对于问题症结的洞见。试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何厦门大学的校长可以决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开设爬树课，而一个小学校长却不行？一个中学校长也不行？这是因为，现在的教育评价体制是全国一刀切，官方制定的体锻标准里没有“爬树”这一项，你教出的孩子即使个个和孙猴子一样灵活，上边也不会给你奖励。而到了大学阶段，大学校长的行政自主权大大高于中小学校长，自然就有了“闲工夫”搞点素质教育了。同样的道理，各地军训的主要项目之所以是踢正步，也正是因为这个功夫是可以在检阅的时候向领导展示的；至于个体的野外求生的本事，即使练得再好，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出“成果”。一言以蔽之，我们的教育似乎是为了应付检查和考试而生的，而不是为了众学子的切身利益。而要正本清源，就得从根本上改变对于学校教育质量的评价体制，将行政性评价主导的模式转化为社会性评价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