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圆》记者 杨佳瑜 实习生 杨俊霞

　　译者何帆最近有点儿火，红火的火。

　　八月上旬，他的最新译作《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甫一面世，就成为多家书店与网站的畅销书，包括《新京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在内的媒体，几乎都用整版篇幅，向读者进行了推荐。

　　其实，在此之前，何帆已翻译过《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三本书，并主持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除了2007年出版的三本刑法学术著作，他去年还推出了畅销书《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

　　对于何帆这种出书频率，好友刘瑜表示“受不了”，她在微博上调侃说:“我谨代表各界懒人请求他把出书的速度降到我们读书的速度之下!”

　　何帆自己也承认，他早想“封笔”了。翻译是项费力不讨好的活，不能据此升职、评职称，更不可能靠翻译致富——对比他在部分报刊上千字千元的专栏，翻译也就千字六七十元，还没有版税可言。

　　只是，由于平日工作繁忙，他多是利用晚上和假期，或者在飞机、火车上翻译，时间远远不够。

　　何帆的另一个身份，是最高法院的法官。但兴趣这种东西……完全控制不住。

　　例如，何帆的一大夙愿，就是翻译美国著名法官勒尼德?汉德的传记，但这本传记共700多页。翻译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他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

　　一次，他与几位美国律师吃饭，提到联邦最高法院一些大法官，这些律师都很不屑，说那帮人政治色彩太强了，但一说到汉德法官，他们全部肃然起敬，说这个人的确了不起，是“博学的汉德”，不仅理论深、文笔好，判决书的引用率也一直遥遥领先。可以说，美国人民心目中法官的形象，就是汉德的样子。何帆听了之后，“虚荣心”又开始生长:“这么优秀的一位法官，不让中国的法官、学子甚至公众认识他，实在太可惜了。”

　　饭局结束后，他回信告诉出版社，同意翻译此书，但也忍不住在微博上抱怨，“我诅咒那些动辄把法官传记写到700页以上的作者们买方便面没有调料包、打愤怒的小鸟快通关时ipad断电。”

　　以前总以为最高法的法官不苟言笑、老气横秋，原来，何帆还玩“愤怒的小鸟”。对，何帆还看超女呢。

　　8月13日的晚上，他边看超女PK，边进行翻译讨论，“今晚最大的娱乐”，就是在微博上猜谁是同事、谁是同行、谁又是同行的马甲，然后发私信求解验证。何帆形容，真是“八卦之夜”。

　　也许因为内心里总装着“青葱岁月”，33岁的何帆还会被人叫“小朋友”。一天，他抱着登山包，翻着书，坐在西直门地铁站内等人，一大姐(比何帆大不了几岁)凑过来问:小朋友，到哪儿坐326到中央党校?

　　“晕死，真不知道我这一张老脸像哪个阶段的‘小盆友’。”何帆郁闷地微博上抱怨。

　　是啊，岁月就是个谎言。那位大姐又怎么能猜得到，这个“小盆友”12年前就在武汉街头配枪巡逻了呢!

　　不安分的青年

　　1999年，本科读经济学的何帆大学毕业，因为考研失利，阴差阳错之下，成为武汉市公安局一名警察。

　　按当时规定，何帆先到一线部门做巡警，处理街头巷尾的治安、刑事案件。

　　进入警队第二年，他决定再考一次研究生，工作了抽不出时间，他看书、复习都在巡逻车上进行。

　　考上之后，要不要辞职，成为困扰他的难题。

　　和家里人商量，父母告诉他，你自己选一个对个人获益最大的路。他想起一些已经在读研究生的同学的生活，打打牌、谈谈恋爱、在宿舍睡睡懒觉、逃逃课……于是，他作出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在职读硕士。硕士开学后，因为一年见习期满，他被调往武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处工作。从此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一晃过了三年。硕士毕业时，他已经做了四年警察。公安局的经侦处当然是个好差，只是，“如果你就这样习惯了一种生活，你就上了生活的当。在这个机关里，我甚至可以预计自己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生活。”何帆说。

　　于是，何帆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攻读刑法学博士，把自己清零，从湖北来到北京。

　　博士毕业后，他又考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年在云南玉溪中院、云南高院刑庭锻炼，之后分配在司法改革办公室。

　　何帆说，查询当年日记，发现自己当警察第二年就开始不安分，内心不断调整职业定位和人生理想，设想先后包括:投行经理、证券经纪、外贸买办、知产律师、专利代理、调查记者、杂志编辑、大学老师，一度还想过去做中学语文教员……

　　“毕业时原想去银行，阴差阳错做警察;一直青睐民商，误打误撞搞起刑事;以为这辈子和审判扛上了，却意外拾掇起司法改革。人生的确应了《人间道》里那句话，像是一场躲不过的牢狱。”

　　替读者，燃灯者

　　《方圆》:你这么执着地进行翻译，动力是什么?

　　何帆:翻译既是个人兴趣，也是社会责任感使然。汉语的文字美，跟英文的文字美肯定不一样，如何在充分反映原意的前提下，完美地实现这一转换，是对个人学识、文笔的双重考验。我把这种文字转换，看做一项智力挑战，也视为一个学习过程。而且，将一国的优秀法制作品，以翻译形式引介到国内，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传播。

　　《方圆》:如何理解文化传播?

　　何帆:我做的是法律作品的翻译，而且不是太艰深的理论著作，所以更多是一种司法文化或理念的传播，希望这些作品能够起到引介新知、启蒙心智的作用，为大家开启多扇窗户，提供多种视角。所以，我把目标读者更多定位为在校大学生，尤其是法学院的学生。为此，我还说服出版社压低了每本书的定价。

　　《方圆》:那为什么会把法官传记和经典案例作为翻译重心?

　　何帆:我自己做学生时，也曾有过职业或前程的迷惘期，所以很想读些法律领域的名人传记，看看他们如何确定自己的人生路径。但我后来只找到著名律师艾伦?德肖维茨的那本《最好的辩护》，内容也完全不“解渴”。去书店的名人传记专柜，发现里面也多是商界名流、帝王将相、文体明星这样的传记。

　　其实，一直到现在，这类传记还是很少，法律出版社曾经出版过几位美国大法官的传记，包括卡多佐、布莱克、哈伦、霍姆斯等，但这些传记大都是学者写的，更大程度上像法官们的思想综述，可读性不那么强。所以，我才下决心主编一套大法官的传记，自己也亲自参与翻译了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传记的翻译。

　　美国历史上有很多经典案件，但这些案例的主要内容，多半是通过二手转述，还有一些是类似案例书或教科书那样的，都是枯燥的判决意见，缺乏详细的背景介绍。有时候我在想，这些个案真的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吗?里面是不是有很多争论和细节呢?所以，我很想像解剖麻雀一样，选出一两个经典案件，为大家进行深度解析。当然，一个好案件，还需要一部好作品来承载，所以我选择翻译了《批评官员的尺度》这本讨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书。

　　《方圆》:你主持翻译的大法官的传记系列，叫“燃灯者书系”，为什么想到这个名字?

　　何帆:“燃灯者”这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取“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燃亮灯火”之意。就是说，翻译一本书，可能就是点燃一盏灯，能替后面的人照亮一段路，让他知道自己未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我觉得能做到这点，就很不错了，也希望把这项工作延续下去。这个书系将会收入大量法官的传记、演讲集和经典判例的介绍，希望能对后来者有所启发。

　　《方圆》:你说你还喜欢“替读”这个词?

　　何帆:是啊。发现或弄懂一本好书，尤其是外文书，都非易事。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替读”的过程，先替广大读者阅读，再选择好的介绍给大家，这就很有价值。当然，一个人搞翻译比较力量有限，以后我可能会在精读部分好的外文书后，写一些比较深度的书评，向大家介绍这些书的精髓部分。

　　不悲观，不乐观，不解释

　　《方圆》:为什么会选择翻译《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这本书呢?

　　何帆:我觉得这本书很不错，它以一起经典案件为线索，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和困境。这本书指出，对官员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讨论公共事务的方式，应当受到宪法保护，也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另外，这本书还讨论了媒体的伦理问题，合理界定了言论自由的边界。这对于“跨省追捕”屡屡出现、媒体伦理乱象渐生的中国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方圆》:你怎么看待媒体监督官员的尺度问题?

　　何帆:媒体对官员的监督，现在不是矫枉过正的问题，而是远远不够的问题。

　　《方圆》:那媒体伦理呢?

　　何帆:媒体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叙述者，他们所做的，就是把事实、或者说通过调查搜集到的事实，通过一种有逻辑的方式尽可能地表达在大家面前。可怕的是什么呢?是先入为主，采访一个对象的时候，心中已经有一个预设:我希望你说什么，你不照我这么说，我就不报道。经过先入为主的判断而被扭曲的事实，报道出来是很可怕的，甚至会对公众形成误导。

　　我认为，记者不是公共事件的一部分。如果一些记者努力成为新闻事件角色之一，试图引导舆论，甚至怂恿当事人上访、闹事，这类行为就不太符合新闻伦理。

　　《方圆》:阅读过那么多美国最高院大法官的传记和案例，你最喜欢的判词是什么?

　　何帆:很多。比如《批评官员的尺度》这本书的经典判词就很多，最打动我的是布兰代斯大法官在“惠特尼案”中的判词:“有制度存在，自然有违法风险。但社会秩序不能单靠惩处违法维持;禁锢思想、希望和想象会招致更多危险;恐惧会滋生更多压迫;压迫会引发更多仇恨，仇恨必将危及政府稳定。保障安全的万全之策，在于保证人们能自由讨论各种困境及解决方案。”

　　《方圆》:为什么会喜欢这段?

　　何帆:这种判词，既蕴含深刻思想，又注重修辞，真是太迷人了。

　　《方圆》:这其中是否包含了您对当前中国法治现状的理解?

　　何帆:自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以来，联邦最高法院的功能一直相对固定，大法官们的工作就是解释宪法，审查法律，界定公民宪法权利。而在中国，司法工作的重心仍是打造一个“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其实，通过司法改革，我们已经解决了许多问题，但新的问题仍在不断出现，“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中国的司法改革，仍任重而道远。

　　《方圆》:慕容雪村曾经说，有一个国家的法制是这么建设的:先制定无数法律，然后制定无数精密的程序，然后制定无数实施细则，然后制定无数司法解释，然后……由领导决定案子输赢。你赞同吗?

　　何帆:呵呵，不悲观，不乐观，不解释。

　　33岁: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方圆》:这几年你出书频率很快，平时工作那么忙，翻译写作的时间从哪来?

　　何帆:定计划，目标管理时间。我固定一天翻译1500到2000字，不管是中午时间也好，晚上时间也好。如果头一天我因为工作要加班，或者有什么事耽误了，第二天就补回来，我觉得要学会一种平衡，就是养成一种习惯。只要你合理安排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我自己平时看电影、出去逛书店、朋友交际，是不耽误的。

　　《方圆》:时间安排这么紧密，会不会觉得很累?

　　何帆:这些年我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对紧张的状态，其实自己何尝不羡慕那种淡泊从容、闲云野鹤的生活，但是如果自己还存有追逐智慧的激情，还愿享受汲取新知的愉悦，还试图努力去改变些什么，为什么要早早停下脚步呢?正如一句名言所说，“匆匆与生活讲和，岂非负了少年?”

　　《方圆》:在《九人》的译者序中，你说想把这本书送给一名警员编号为4214506的武汉警察。你说，当时他对未来有无限的憧憬，却又充满迷惘。在那个偶像破碎崇高失落人人为着吃饭穿衣车子房子疲于奔命的无奈“当下”，这名小警察却在心里追寻着自己的“法律梦”。他想象着自己要像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律师、检察官、法官那样，攻难克坚、律海扬帆、实践梦想。这个警察是不是你?

　　何帆:(笑)对，被您猜到了。

　　《方圆》:现在你的法律梦实现了。

　　何帆:不能说梦想完全实现，但起码自己的事业与兴趣已经合二为一了。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一句话:“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难题不是他下一步要做什么，而是他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句话是在我本科时期看到的，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不太理解。我想，很多事是边做边去体会的，然后才能知道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可能一开始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再去采取下一步的举动，这个因果关系是怎么来的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到我自己33岁这年，也就是今年，我大致知道自己的想法。

　　《方圆》:这个想法是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何帆:第一，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专家型法官。我觉得在一个法治社会或者在一个良性运转的法治社会，法官这个称号本身就应当是一个法律人职业生涯的顶点了。而一个专家型法官就意味着，这个人既能够注重实务、也能注重理论，而且视野开阔，能用世界的眼光去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梦想，当然现在还没达到，但的确是一个长远的梦想。

　　第二，我想做一个司法文化的传播者。我也不知道什么就一定是对的、什么就一定具有普世的价值，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但是我希望我把其他国家已经相对成熟的、运行多年的一些东西，不管是人物的经历也好、还是一些案件的争论也好，通过翻译、介绍的形式引进过来，至少给大家提供一些角度，让大家看到如何对一个问题进行多元的思考。

　　具体到美国司法，片面地赞美，或不加思索地贬低，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多元地看待外国的司法，透彻地研究它，如实地反映它，再考虑是借鉴还是批判，这是我的原则。

　　《方圆》总第323期。“毕业时原想去银行，阴差阳错做警察;一直青睐民商，误打误撞搞起刑事;以为这辈子和审判扛上了，却意外拾掇起司法改革。人生的确应了《人间道》里那句话，像是一场躲不过的牢狱。”何帆如是形容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