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刘凤羽

　　尽管“预计”中的暴雨25日最终爽约京城，但北京市仍提前做足了准备。据报道，当天中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后，北京市气象部门就与运营商合作，向全市范围内手机用户发送暴雨预警短信。截至当晚8时，已发送1170万人次。

　　数天前那场特大暴雨，就因为气象部门未通过短信将预警信息送达所有市民，暴露出短信预警机制缺失，引发如潮质疑。气象部门辩称存在技术障碍，但随即遭运营商否定，两天后广东运营商又演示了连夜发3000万条台风预警短信的可行性——“南北夹击”，首都气象部门一时陷入极度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如今才过4天，北京气象部门就“知错即改”，不仅制定预警短信发布预案，25日向全市范围发送暴雨预警短信，还决定今后极端天气时都要如此，政府部门顺应民意、以人为本的快速转变，无疑进步巨大。

　　而北京市因21日那场大暴雨而出现的变化和进步，还有不少：

　　比如，交管部门前日对易积水桥区标画水位警示线，当水面到达27㎝（红色警示线）时，即刻封闭积水路段禁行。政府尊重百姓生命的民本情怀，令人钦佩。

　　比如，为避暴雨，京城多家企业25日让员工提前下班；而广大市民均避免傍晚出行、全城躲雨，让北京成了“空城”：晚高峰时段，地铁、公交乘客稀少，餐馆门可罗雀。

　　就在北京暴雨后两天，香港遭遇了最强台风袭击，但与北京死伤惨重相比，香港不过1000多棵树木“为之倾倒”、138名市民受伤。暴雨后“伤情”截然不同，引发了公众对两城基础设施建设的比较，对香港应急体系的探究。比如人们发现，特区政府预警及时到位，应急体系各环节紧密契合、有条不紊；企业配合，协助政府做好服务，允许员工提前下班；市民减少聚会、减少出门，规避了风险，体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

　　北京市官方机构、企业、市民25日应对暴雨的表现，是不是与香港应对台风很相似？这样的变化让人欣喜，更期待持久。

　　当然，有些转变注定依然艰难，比如信息公开难，遇难人数更新慢。

　　发生灾难后，较之车毁房塌等损失，公众更关注的还是伤亡数据。虽然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表示，经历了非典，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隐瞒，但22日公布的遇难人数（37人）多日不更新，回应公众关切与焦虑的漫不经心，引发各界质疑和愤怒。

　　连《人民日报》也提出批评，昨日在题为《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的评论中说，“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

　　尽管，遇难人数在昨晚终于更新为77人，但姗姗来迟的信息公开，难以完全消解信息披露迟缓、各种质疑蔓延给政府公信力带来的伤害和尴尬。看来，恶劣天气是对一个城市政府管理水平的考验，自媒体时代应对舆论更是考验，值得各方思索。

　　2003年的非典是一场灾害，但也正因为那场灾难，让北京乃至中国改变、进步了很多。比如，对人生命的关心与尊重、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行使权力的主题；比如，官员问责全面启动，从此在制度层面大力推进；比如，从疫情瞒报到信息透明，政务透明和知情权因非典而强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加快，政务信息公开提速。

　　61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系非典后北京遭遇的又一场灾难和公共危机，关注度髙，影响巨大，理应也促进京城乃至中国从防灾减灾到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改变、进步很多。这样的改变和进步已经出现，但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