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在出差间隙偶然阅读了河北邢台职工王腊旭二十三年赡养工友父母的故事，上海电视大学教授鲍鹏山就被深深打动了：“好人，好事，好报道！一位普通工人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兼爱’精神，体现了永不褪色的‘守望相助’。”

　　鲍鹏山认为，从人性的角度看，王腊旭身上所展露的扶贫济困、关怀他人的爱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高贵天性，“孟子倡‘人性本善’，虽然很难从科学角度去证明，但正是一个个像王腊旭这样的好人让我们明白：除了趋利避害，除了追名逐利，人类完全可以拥有纯粹出自善念和良知的行为。这样的人弥足珍贵”。

　　从文化传统的角度看，鲍鹏山认为，王腊旭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与影响。“把个体自发的向善冲动转化为大众的道德准则，这是通过一个民族的整体传承潜移默化地实现的。不论王腊旭有没有文化知识，有没有读过《论语》、《墨子》，这种大环境对他的熏染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周易》中说‘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理。”鲍鹏山指出，古今中外，任何正当的文化都是倡导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同流派中也都充溢着爱的光辉。“王腊旭身上最直接地体现了‘爱无差等’的墨家情怀，这种‘兼爱’思想，看似和儒家以‘孝’为基础的、有差别的爱不同，但实际上儒家也在追求广义的爱，只是认为付出爱应从最亲近的人开始，然后将这种爱加以推扩，推己及人，从而达到仁民爱物的境地。所以孟子讲过‘守望相助’，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期望‘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王腊旭正是把对亲生父母的孝心扩展到了霍文通老人夫妇身上，才付出得如此持久、真诚，他自己也尝到了‘孝亲’带来的幸福感。”

　　那么，从制度层面看，王腊旭这样的好心人起到了何种作用，“制度”又该如何对待他们？鲍鹏山认为，制度是为社会整体运转的需要而建立的，无法照顾到每个独特的个体。比如霍文通老人，丧子之后，他的精神和生活都受到了沉重打击，制度可能能够给他一些帮助，但不可能全部依靠制度来补偿。这个时候，就要靠王腊旭这样的个体来付出爱心、温暖他人。但是，作为激励和导向，制度应该给王腊旭这样的人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鼓励。“所以，光明日报的报道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个有良知的集体对于有爱心个体的精神回报。这样的关注和褒扬越多，王腊旭这样的个体就会越多。我们乐见这样的报道，也期待着更多的王腊旭涌现出来。”

　　（本报记者 王斯敏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