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玉（四川 媒体从业者）

　　7月26日，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规定：见义勇为人员所得奖金或者奖品免征个人所得税。同时，要求保障低收入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包括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家庭住房困难，死亡或致残人员子女优先就学，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就业等。（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19版）

　　见义勇为在我们的思维惯性里，都被视作自我牺牲的典型形式。其隐含的道德期待或许是，“助人”、“救人”是高尚的，且理所当然不求回报。有鉴于此，相当长时间内，见义勇为者一贯“羞于谈论报偿”，且民众也心安理得地接受和围观着这群人付出和牺牲。当然，政府层面对见义勇为群体的补偿一直存在，只是这个过程多少信奉着，“做则加分，不做无罪”的狭隘逻辑——摇摆的官方态度，造成民众心理预期不定，导致见义勇为风险增加。

　　国务院的《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最大的意义或许在于，将各地的零碎尝试捏合成型。试想，新规推行开去，“见义勇为是否该求回报”的争论，从此便被搁置起来了，或者至少不再有拿来讨论的迫切性——既然法律层面，已经确定了政府的“回报”义务，再争辩该与不该，又有什么意义？“意见”旨在营造一种既定事实，巧妙避开无谓的口水论战，从而保障见义勇为者的利益，解决后顾之忧。

　　“见义勇为”稀缺的时代，降低见义勇为的道德负担，是必须而为的动作。以“意见”出台为符号的一系列努力，无非是为配合某种去“高尚化”的趋势：这个社会，终于放弃了对“英雄”的乌托邦式想象，认可见义勇为者获得利益回馈的天然资格。并且此番制度保障，还传递出这般信心：即社会心态终于趋向成熟，从迷恋“神话的道德”，转而依靠制度呵护“人性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