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北京专电 特派记者 朱健

　　 阳光语录

　　 从事出版事业以来，我对它有了新的理解，一个人阳光下生存，要有阳光的心态，通过学习和读书，我们会更热爱生活、热爱环境、热爱生命。阳光心态，是我们人生一种至高至上的要求。”

　　 ——俞晓群

　　 俞晓群，国内新锐出版人。1985年进入出版界，至今近30年，先后担任出版社总编辑、社长，出版集团董事、副总经理，2009年担任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社长。

　　 上世纪90年代提出建立“书香社会”的出版理念，成为以后一直践行的目标，他始终以“书之爱，出版之爱，文化之爱”热情付诸出版事业，主持策划了很多具有很高思想与学术价值的丛书。

　　 凭着在出版业的信誉和出版品位以及对文化的坚守，俞晓群积聚了一流的出版资源——尤其在少儿图书出版上，他用反映历史精神、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好书，致力于儿童精神世界的塑造。如 “幼童文库”、“民国幼稚园老课本”、“幼稚园教育丛书”、“小学生文库”等民国老课本系列丛书，这些尘封已久的中国近现代儿童教育的珍贵图书，经过重新整理出版，贯穿书中的儿童本位主义观念，转化成为今天的教育资源和借鉴。

　　 谁为繁华喧闹的人间图景做另外的注解？谁在用书本和纸张守望逝去的时间碎片？谁又在修补历史和现实那些难以被发觉的断层？

　　 北京百万庄大街24号，穿过幽静的院子，走进弥漫书香的办公室，我试图在新锐出版人、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身上寻找答案。

　　 重印民国老课本

　　 是文化传承

　　 晶报：海豚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民国老课本”系列丛书，吸引了广大少年儿童和家长的眼球，引来众多好评，在很多人看来这是难得的文化传承？

　　 俞晓群：出版民国老课本系列，为的并不是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想为文化的传承做点什么。而出版这一套书，有一个思想基础。我从事出版业一共30年，民国的书一直在做，因为辛亥革命100年，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迁，但对于出版人来说，文化不该断层。而民国以来文化的延续和挖掘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出版工作者发现了这一点，也一直致力于将这样的断裂接续起来。

　　 晶报：为何单单倾向选择民国这一时间段的儿童读物？

　　 俞晓群：2005年，上海曾出版过一套老课本系列丛书，我看到以后，认为这一块非常值得挖掘。这三年，我从辽宁来到北京工作后，就开始专门研究这一领域，才发现民国的图书非常成熟，以往我们都是再现民国时期的成人作品，但发现民国儿童读物也十分丰富，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有大量优秀作品。但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很多优秀作品都给淹没掉了。

　　 其实，说到世界上第一套绘本，很多人以为绘本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但实际上不是。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的儿童读物就有了自己的绘本，当时水平堪称世界一流。这一套民国儿童图书系列，出版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卖出10000套，大家都感叹，“原来我们那时的绘本就这么漂亮。”

　　 晶报：由于时间久远，再现当年老课本过程并不简单吧？

　　 俞晓群：并不容易，作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文化硕果之一，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民国童书”就落于近乎全部散失的境地。我们在图书馆、老牌出版社、孔夫子旧书网、潘家园、作家的后人手中等，四处搜寻。版本缺失之严重，超乎想象。即使找到一些，纸质也很差，几乎一摸就破，破损情况十分严重。但庆幸的是，现在为止，200本基本找齐，我们也重印了184本。

　　 所以说，推出民国儿童图书系列是一边整理，一边修补，还一边学习的过程，我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注重发掘和延续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

　　 你认为没用的书，

　　 将来往往更有用

　　 晶报：由于网络的普及，在出版民国老课本之初，您是否对市场的反响有过担忧？

　　 俞晓群：老实说，有。出版前，我也曾就此发微博，征求大家意见，没有想到网上的反应很热烈，大家都对此饱含期待。

　　 作为出版商，要研究产品的布局，我们不可能将经济效益放在一本书上，不仅只看重商业效益，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出挣钱的书，也要出版不挣钱的书，而在我看来，民国老课本系列，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再现，对我们民族自信心，对修复文化的责任意识，都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晶报：您曾倡导过“书香社会”的理念，您觉得自己现在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

　　 俞晓群：出版行业不单是一个商业门类，更重要的是承担了一个社会的文化责任，出版人的水平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表现。

　　 所以，不是只要能挣钱，就是好出版人，最重要的是你的理念。我不敢说自己是理想主义者，但在当下中国，如何做一个好的、合格的文化商人，的确是一个挑战。毕竟，在这个社会，文化理想始终还是要通过商业手段实现。

　　 晶报：在现在国内书店，卖得最好的，总是那些关于股票、职场、官场的所谓的工具书，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俞晓群：这是一个阶段性。这十年市场经济发展太快，大伙觉得商业至高无上。文化跟着商业跑，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样功利实用的阶段。但我相信，还是会回去的，我们最终还是会沉静下来。

　　 国内的大学何尝不是如此，专业的设置跟着社会热门来设置，有人说，“干脆不办大学了，直接办一个培训中心”。我觉得，实用性阅读是必要，但最重要的还是文化阅读。现在许多年轻人读书一定是为了考试，跟考试无关的书，不光自己没时间看，家长也不让看。可以说，我们泛读的能力，读闲书的能力正逐渐弱化，消失了。有些有识之士，也在呼吁，年轻人一定要读闲书——因为你认为没有用的书，将来往往会更有用。

　　 阳光心态，

　　 是至高至上的要求

　　 晶报：对于出版人，文化领域是您一直在坚守的阵地？

　　 俞晓群：是的，我会坚持阵地，但我并不排斥商业化和实用性。最重要的是你的基本理念。有人说，我们不能做经典，因为做经典就赔钱，也有极端人士说，流行文化都是垃圾。

　　 我觉得都不对。经典文化就像高山，岿然不动，流行文化就是流水，代表活力。高山流水，有着各自的表现形式。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才是这个时代出版人和文化人都要思索的问题。

　　 晶报：接下来，您最看好的一本书是……？

　　 俞晓群：最火的《董桥七十》，反响特别大，年底各大书店肯定都会上榜。当大家都为纸质书唱哀歌的时候，这本书出来，大家都感叹，原来，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收藏价值依然存在。

　　 晶报：最后，您能不能谈下对“阳光”二字的理解？

　　 俞晓群：我一生都对阳光有着特殊的爱。小时候，我特别担心，有一天阳光会不见了，那该怎么办？

　　 从事出版事业以来，我对它有了新的理解，一个人阳光下生存，要有阳光的心态，通过学习和读书，我们会更热爱生活、热爱环境、热爱生命。阳光心态，是我们人生一种至高至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