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

　　7月20日凌晨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枪击案震惊了美国，也震惊了世界。很多人在谴责凶手的同时，也在追问一个屡被提及的问题：持枪的危害是如此明显，美国为何不禁枪？为何那么多美国人还反对禁枪？

　　有人说，他们冷血，对不断发生的枪杀案熟视无睹。也有人说，他们被军火集团买通了，只为图谋一己之私利。还有人说，他们充满党派之见，屈从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他们固执地反对禁枪就是为了这些？

　　个人持枪权的法律依据

　　其实，反禁枪者未必缺乏同情心，也未必收到过军火商一分钱好处，甚至未必是共和党的拥趸。他们反对禁枪，是权衡利弊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个人持有枪支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受美国宪法保护，政府无权禁止。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把持枪权写入了《权利法案》（1791年通过，内容是美国宪法的第一至第十修正案）第二条。此后一个多世纪，美国民众对持枪权并没有太多异议，甚至认为这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不过，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传媒的发达和无数枪击案的曝光，一些人对个人持枪权产生了怀疑和动摇，甚至发起了禁枪的号召，导致激烈争论。

　　巧合的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措辞和表达为这一争论埋下了伏笔。它的原话是：“管束良善之民兵乃保障一州自由所必需，人民持有及携带武器之权利不受侵犯。”争议双方围绕条文含义和解释展开了论战，这集中体现在美国最高法院近几年做出的两个重要判决中。

　　在2008年宣判的“赫勒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争论的核心在于，第二修正案是否赋予了个人持枪权，并且，该权利是否与加入民兵组织有关。支持者认为，它赋予了个人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利与公民是否加入民兵组织无关，个人有权为了自卫等原因持有和携带枪支。而反对者则主张，第二修正案只赋予了人们在加入民兵组织时持有和携带枪支的权利，这是一种集体性的权利，个人无权为了自卫等原因持枪。

　　大致而言，前者的看法叫“个人持枪权”，后者的看法叫“集体持枪权”。该案的判决结果是，个人持枪权一派取得胜利。据此判决，首都华盛顿特区1976年的一个武器管制条例被判违宪。这是美国最高法院两百余年历史上第一次澄清第二修正案的义涵，第一次明确确认个人为自卫等目的享有持枪权，它被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判决。2010年的“麦克唐纳案”将这一判决的结果适用于各州，阻遏了某些州试图禁枪的努力。

　　个人持枪权的历史渊源

　　尽管大法官们将其对持枪权的实质性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了技术性分析，但这种分析背后隐含着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判断。在反对禁枪者看来，持枪权是个人自卫权的延伸或者派生物，而自卫权是一项古老的自然权利。

　　从历史上看，持有武器的权利至少可以追溯至中世纪，当时的一些城市宪章确认了市民持有武器的权利。试想，倘若英格兰的贵族们不能持有和携带武器，他们如何迫使约翰王签署《大宪章》？其实，在英国早期历史上，持有武器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项义务。持有武器的要求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家庭以及生活的社区，而且是为帮助维持王国的秩序与安宁。后来，它逐渐演变为一种权利，并被写入1689年的《权利法案》。英国历史学家与政治家托马斯·麦考利说，从最终意义上讲，英国人的安全既不是指望《大宪章》，也不是指望议会，而是依赖人们的持枪权。

　　美国国父们深知这一权利的重要性——开国总统华盛顿说，持枪权的重要性仅次于宪法——并运用它击败了大英帝国，为美国赢得了独立。

　　个人持枪权的安全纠结

　　反对个人持枪者认为，持枪权的支持者当然知道枪支的潜在危险——滥杀无辜，但支持个人持枪者认为，这一权利的价值仍然大于没有它的好处，不能因为持枪权会招致杀害无辜的风险就剥夺人们的此项权利。为了降低安全风险，可以对购枪者的背景进行调查，对枪支的类型和使用进行规制，甚至要求购置者登记备案等。

　　反对个人持枪者又认为，即使持枪权在18世纪有其重要性——那时美国是一个地广人稀且民众高度依赖自卫才能保障人身安全的农耕社会，在21世纪的今天，在人口密集且治安力量无处不在的城市社会，其价值已荡然无存；更何况，面对拥有核武器的现代政府，企图用枪反抗暴政，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支持个人持枪者认为，首先，即使在现代都市社会，个人自卫的重要性依然没有改变。试想，如果某人深夜遭遇歹徒入室抢劫，他该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生命？报警恐怕来不及，赤手空拳与歹徒搏斗恐怕凶多吉少，如果拥有枪支，则很有可能成功吓退或者击毙歹徒。其次，有人以为，今天的美国不大可能蜕变为一个暴政国家，因而持枪权失去了靶子，但支持个人持枪者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看法。

　　反对持枪权的最强有力理由是，它导致更多的人死于枪杀，导致更多的暴力犯罪或者更高的犯罪率。围绕这一问题，争论双方都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不分上下，谁都无法说服对方。

　　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的研究大多利用统计方法，只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不能证明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譬如，一个社会犯罪率的高低取决于很多因素，除非能够排除其他因素的作用，否则很难证明持枪权导致了更高的犯罪率。事实上，在一些枪支拥有率很高的国家，比如瑞士，那里没有常备军，其犯罪率却并不高。再比如，美国的人均枪支拥有率全球最高，接近90%，几乎人手一支，但涉枪死亡率却低于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国。

　　其实，除了美国，世界上还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国家都允许公民持枪，只不过每个国家对枪支的管制程度不同而已。在有的国家，比如美国、瑞士、塞尔维亚、芬兰、瑞典、挪威等，获得枪支较为容易，而在法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购枪则较难一些。

　　枪支拥有率较高的美国或者瑞士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安全，尤其是在广大中小城市。

　　不过，倘若持枪者人格不健全、心理不健康，其使用枪支就会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没有关注到这些人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状况，或许是一年前挪威枪击案和这次美国科罗拉多枪击案的共同教训之一。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