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举

　　讨论大暴雨之中出租车是否可以涨价这个问题，需要在乘客、司机、已拦到车的人、焦急等车的人之间，不断转化视角，方可得到较为公允的结论。

　　从乘客角度看。那些花高价坐车的人一方面接受了司机的涨价，一方面心里不痛快，但他们仍然从这桩交易中受益。自愿但仍有抱怨，这是每一桩交易中的正常现象，卖家想卖更好的价钱，买家想出价更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双方是否从交易中受益，不能光看他们是否抱怨，而应看他们实际是否自愿。如果不受益，仍然自愿，那就是在自虐。

　　司机之所以能要高价，是因为还有好些人愿意出更多的钱；如果就此造成了道德困局，事后抱怨的那些人也是始作俑者。实际上，愿意付钱的人对于不愿意付钱的人，并不存在任何愧疚。如果认为多付钱是不公平的，那么我们的价值观就将退到大锅饭时代。

　　从出租车司机角度看。首先，一般情况下，他们无权选择客人，拉活有好就有差，不能好活就拉、不好就拒载。这是因为出租车车费的定价是按平均情况制定的，涵盖了去很堵的区域的情况。这种交通行业的公共性，在发放牌照、在制定价格时就已考虑在内。

　　这个思路让现在争论的问题显化出来，即：从发牌、制定价格时预设的公共性义务角度看，是否包含了类似北京“7·21”特大暴雨这种极端的情况？显然，冒着车受损、人也会遭遇不测的风险去拉活，不在事先协定的公共服务的范围之内。

　　而且，鉴于出租车公司和司机之间有权利义务关系，这个防灾救灾的潜在风险、这种公共性，不是政府承担，也不是出租车公司承担，而是司机承担。正如一司机说：“我冒不起险，一旦出了事故，所有的花销都得我自己出。”即使不考虑车毁人亡的极端情况，在“7·21”这种局面下，每一次出车潜在的损害风险都很高。这个风险谁承担？司机。谁该因之而付费？雇车的人。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批评司机的人，实质上是以道德名义，无限扩展出租车的公共意义，最终让别人承担风险，自己受益，这是不道德的。即使政府补贴，实质也是坐公交的人补贴坐出租的人，这也是不道德的。

　　不过，即使如此，出租车仍没有涨价的权利。制定出来的规则有严肃性，代表了一种承诺，即使规则该修正，但修正之前只能遵循。不遵守规则也是不道德的。但规矩无非天理、人情的总结和固化，好的社会治理机制该不断把情理变为规矩。

　　其实，乘客的抱怨实际上并不存在道德两难，无非是舒适和价格的问题，用钱、市场的方法可以使问题从道德纠结中脱身。市场的关键在于设定责权，厘清风险的责权并定价就可应对投机行为。

　　有两种定价方式：一种是赋予出租车防灾减灾的义务，义务和权益必须对等，再把对应的权益平均化到日常车资。这会导致平时车资价格上涨。但在这种不灵活、无选择性、非市场的行政指令方式下，司机仍会取巧；平时车资固然高，但在灾害天气下仍会索要高价或避而不出车。第二种方法则是，在大雨、大雪、冰雹，凡是有政府橙色或红色预报的时候，出租车司机可以自由定价。同时，私家汽车也可运营，不受非法运营限制，但责权均由司机和乘客双方自行承担。

　　再把角度转到已经拦到车的乘客。他们已经坐上出租车，当然希望价格正常，遭遇涨价就会抱怨。人们以为这是一个单次博弈，下一次自己不会遭遇这个问题。但司机仍然是那个群体，如果受到处罚，下一次他们就会保护自己，选择避险，不出车。与此同时，开私家车无私救助他人的行为多次重复后，司机感受阀值提高，道德刺激减小，从救助他人的行为中得到自我实现的心理满足感下降，自发的接送行为或许会减少。最终，当出租车司机在家看电视的时候，风雨中那些翘首以待的人又该如何呢？

　　孔子的态度对这个问题无疑也有启发。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贡赎买了一位在他国做奴隶的鲁国人，按鲁国规定，他可以得到国家的补偿，但子贡拒绝了。孔子就批评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替同胞赎身并接受国家的补偿，本身就是道德的，而你不肯拿你该得到的国家补偿，这就设立了更高的道德标准，导致别人赎了奴隶后，也不好意思收国家的补偿，为了避免金钱受损，鲁国人就不肯再替同胞赎身了。”

　　从这个角度看，“让更多人安全回家”是道德，“免费让更多人安全回家”是更高层级的道德。但道德不能凭空而来，更不能在批判更广泛、更易达到的道德的基础上去建立更高层级、更纯的道德。现实教给我们的也正是这样：企图达到“出租车雨天不涨价”的“纯美道德”，会让“涨价出租车”的“市场道德”消失，最终导致“出租车司机在家看电视”的“冷漠”和“乘客风雨中翘首以盼”的双输局面。（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