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杰 周玉龙

　　现行刑法明确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规定了比普通交通肇事罪更重的法定刑。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3条对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对逃跑的认识观点不一，有观点认为，逃跑是指逃离事故现场，换言之，行为人逃离了事故现场，即构成逃逸，未逃离事故现场，则不构成逃逸。这显然是只从字面形式上把握逃跑的涵义，而背离了立法初衷。其对于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的诸如行为人交通肇事后不离开现场，却在有实施救助条件的情况下而不实施救助行为，甚至在现场掩盖罪行的严重情节，不能给予严厉打击。这不仅背离了立法规范的目的，也不利于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进行严惩的价值导向的实现。笔者认为，将肇事后即使未离开现场，但指使他人顶替或作伪证的行为应解释为逃逸行为的范畴内，理由如下:

　　首先，从交通肇事逃逸立法保护法益和规范目的来看，立法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的法定刑升格情节之一，这种特殊立法规范保护的法益是救助被害人并确认利益关系，其目的主要是考虑到交通肇事发生后，事故参与者具有救助被害人、维护现场并在现场接受警方询问时如实陈述的义务，以便顺利厘清事故因果关系并确认法律责任归属。作为事故肇事者更具有上述义务，而实践中肇事者虽未离开现场，但却不积极实施救助并指使他人顶替、作伪证的行为，侵害了上述法益，应予刑事规制。

　　其次，从“逃跑”一词的文字涵义来看，“逃跑”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一般解释是“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在交通肇事逃逸中肇事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指使他人顶替或作伪证的行为完全可以解释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而离开特定肇事场所，虽然其可能仍在肇事现场附近的人群中，但认定其是否离开的关键“行为人是否隐瞒其为肇事着的身份，同时是否履行其应具有的救助义务”，二者缺一不可。肇事者没有逃离事故的现场，却躲在围观群众中，指使他人顶替或作伪证，该行为无疑隐瞒了其为肇事者的身份，也违反了应予积极救助被害人的救助义务，因此也应认定为“逃跑”。

　　再次，《解释》第2条第2款第(六)项则明确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解释》第3条并未像第2条第2款第(六)项那样规定:逃逸指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而仅要求“逃跑”，而此“逃跑”并未要求必须逃离事故现场。

　　综上，笔者认为，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关键是“行为人是否隐瞒其为肇事者的身份，同时是否履行其应具有的救助义务”，而并非要求一定要逃离事故现场，因此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指使他人作伪证、顶替的行为应解释为逃逸行为的范畴内。

　　(作者单位:江苏省泗阳县人民检察院、宿迁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