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6时，“80”后艾米几乎都会准点醒来，简单收拾一下，匆匆赶往上班的路。

　　艾米家住松江，而她的目的地是浦东张江，路上单程要近2个小时。尽管上班路远，工作压力大，艾米却毫无倦色，“每天清晨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梦想。”

　　几天前，在蔡伦路张江药谷的一幢小楼里，艾米和伙伴们刚为萌科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过了5岁生日，他们正致力于开发一种国际顶尖的新型耐药菌药物，专门用于对付因滥用抗生素、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超级细菌”。

　　故事得从一名美国硅谷“海归”的“疯狂”说起……

　　源起一位“海归”的“疯狂”

　　人物1:袁征宇56岁，公司总裁兼总执行官，美国硅谷回国

　　虽然是公司创始人兼“老板”，但袁征宇除了在年龄上和年轻团队有差异外，完全看不出“老板样”。公司员工都喜欢直呼其名——“征宇”。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袁征宇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在美国，他把自己的专业转为生物。毕业后，袁征宇选择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当“白领”，“但我希望不仅仅做纯粹的技术研究，更希望能制造出能造福他人的新药。”1995年，40岁的袁征宇和其他几位同事在美国硅谷共同成立制药公司。后来，辉瑞公司以19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家公司。作为创始团队之一，袁征宇分得了可观回报，也为他下一次创业掘到了“第一桶金”。

　　“按理说，赚到了钱，生活在美国也挺安稳的。但2006年，我做出了一个很多人看来‘疯狂’的决定，来上海浦东张江创业。”

　　在袁征宇看来，这样的决定并不“疯狂”，而是早有“预谋”。从1995年开始，袁征宇每年都会回国考察一次，发现中国是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抗生素消费量是美国的10倍；细菌整体耐药率大约在45%左右，远远高于欧美国家；由耐药菌引起的医院感染人数已占到住院感染患者总人数的30%以上。

　　2005年，袁征宇回国。2007年，盟科得到晨兴创投10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开始了一场持久战——因为即使在美国，1个新药从研发到投入市场，周期也至少要10年。

　　成立“画个大饼”招人才

　　人物2:艾米生物研究部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博士

　　“我是被征宇‘画个大饼’吸引来的。”艾米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在上海工作后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艾米和导师研究如何将海洋分解出的活性化合物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论文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但要形成真正的药品却举步维艰。

　　毕业后，艾米找了一家收入较高的公司做销售。可几年下来，艾米却发现自己上班开始提不起劲。艾米开始反省，发现自己还是喜欢从事生物研发，希望工作能更具挑战性。

　　于是，艾米开始在网上发简历，“一天，我收到了盟科的面试通知，地址是在南京路附近一个酒店对面的咖啡馆里。”没有公司地址、没有固定电话，当艾米告诉先生时，“该不会是骗子吧？”艾米的先生有点担心。“没事，在市中心，我路熟，应该没问题。”艾米壮着胆去了，没想到一去就成了公司的“元老”。

　　尽管收入比原公司少了一半，但艾米还是听从心灵的呼唤，从位于静安寺的原公司辞职，投入到让自己心潮澎湃的张江创业中。

　　加盟从3个到更多

　　人物3:王强公司化学研究部负责人，博士，40岁

　　王强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从北京大学化学系硕士毕业后，到美国读化学博士。在到张江创业前，王强在美国已经有十几年，也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稳定的生活。最终他决定归国创业。辞掉工作，租掉房子，把家人也一并“搬”回国。

　　“国家培养我们不容易，我想也该对祖国有所回报。而且也希望在职业发展上有所提升，如果不走创业路，至今我还只是美国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我很庆幸当年的选择。”

　　王强这样的精英正是盟科最需要的人才。盟科用人靠“两条腿”走路：在美国的研发中心有4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发人才，在中国则就地招兵买马。

　　“最终我选择上海浦东张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觉得这里人才优势比较明显，容易招到需要的人才。”袁征宇认为，张江周边相关生物医药的实验室、检测中心等配套设施也开始完备起来，能节约大量新药开发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于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成立了。开始时，只有3名员工，财务是和其他公司合用的办公室，实验室是“散装”的，2楼一间，4楼一角，另外一幢楼里一块。

　　如何开发出药效更好、使用更安全的新型抗感染药物？如何在漫长的研发过程中不断为高成本的药品研发“输血”？一切刚刚开始……

　　本报记者宋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