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特大暴雨的拷问，我们应该交出怎样的答卷

　　今日社评

　　“7·21”特大暴雨带来的深刻警示，是全民性、立体式的防灾减灾体系还远远没有形成。我国建立系统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时间并不长，实践经验的积累也很不够，各级政府的应急预案也还处于磨合与完善的阶段。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作为有着良好公民素质的北京人，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全民减灾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化的、以人为本的立体防灾体系。

　　7月27日上午，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一行来到灾情严重的房山区十渡镇，看望受灾群众，部署救灾善后和防汛工作。在向特大暴雨灾害遇难者默哀一分钟后，郭金龙心情沉重地说，特大自然灾害给我们的教训异常深刻，在灾害面前，我们的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应急管理都暴露出许多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反思，永远铭记这个教训，让各项工作更加以人为本，确保这样的灾难不再重现。

　　灾害过后，满目疮痍，痛定思痛，更感责任重大。“确保这样的灾难不再重现”，这既是城市管理者向民众、向社会作出的庄重承诺，也是基于反思基础的最新工作部署。面对现实，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异常天气和突发灾情，如何做到避免重大人员伤亡的再次发生，如何尽最大可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显然是政府各级工作人员乃至全社会都必须努力思考的课题。

　　如郭金龙书记所言，“7·21”特大暴雨的教训无疑是极为深刻的。一场预料之中的大雨突袭城市，在城区造成严重积水和交通瘫痪，在远郊区县引发山洪和泥石流，导致了惨痛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样的灾难后果，几乎是所有人都很难料想到的。自然灾害犹如一张无情的考卷，它揭示出城市建设和管理在多个环节的脆弱与不适应。

　　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一座发展迅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其爆炸式发展的过程中，北京在规划和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历史问题。从硬件方面看，北京在防灾减灾方面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摊薄了原本就不足的基础设施资源，城市公共设施的脆弱性在灾害面前暴露得非常明显；二是城市规划没有将严重自然灾害纳入必要的变量，在异常天气增多、气候条件反常的情况下，摊大饼式的城市布局非常不利于抗灾救灾的需要；三是乡村尤其是山区农村的减灾设施较为匮乏，在应对突发灾害方面缺少弹性，自然灾害很容易转变成人道灾难。底子薄、发展快和人口增长迅速，与抗灾救灾能力不足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一矛盾，成为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但是，“7·21”特大暴雨带来的更深刻警示，是全民性、立体式的防灾减灾体系还远远没有形成。我国建立系统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时间并不长，实践经验的积累也很不够，各级政府的应急预案也还处于磨合与完善的阶段。从北京市连日来的救灾工作可以看到，政府部门在灾害预警、应急响应、资源调配和社会动员等方面都有着良好的表现，但同样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但这一信息却没有通过法定化的程序最大范围地传达给公众。信息传播不充分，导致社会对灾害的响应也不够充分。灾害应急预案存在死角，同样也值得反思。在应急机制启动之后，人们可以观察到，政府机构所属的消防、给排水等部门反应非常迅速，但关系到市民生活的其他机构设施却没有出现必要的联动。7月21日降雨最密集的傍晚，北京城区仍有足球比赛、演唱会等大型活动举办，这样的反常现象对于减灾工作而言几乎是灾难性的。同样，面对可能出现积水阻塞乃至淹没等情况，城市周边高速公路没有实行管制措施，直接导致京港澳高速出现大批车辆被淹。在很多民众因大雨影响未能及时返家时，公共交通与避险场所也出现了短板。

　　公民防灾减灾的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减灾防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看，“7·21”特大暴雨之所以造成惨痛的人员伤亡，与公民防灾意识薄弱有着一定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对自然灾害预警信息不敏感，防灾意识和防灾技能严重准备不足，社区减灾体系没有普遍建立，非政府防灾组织和专业志愿者的培养也很不够。“7·21”特大暴雨降临之初，多数北京市民还持一种看热闹的心情，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场降雨可能带来严重的灾情。远郊区县部分民众面对暴雨没有采取必要防范措施，有人甚至以身涉险，从而导致悲剧的发生。郊区的各项旅游活动冒雨照常举行，野三坡、十渡等地游人如织，同样反映出市民防灾意识的薄弱。暴雨灾情发生之后，虽然有部分民间公益组织及时开展了救援活动，但其力度和规模显然不能适应现实需求。从长远来看，增强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已经成为建立全民防灾体系的一个最关键课题。

　　特大暴雨灾害是一场严峻的考试，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挫折而无法自拔，更不能因为现实的种种不足而怨天尤人。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作为有着良好公民素质的北京人，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全民减灾的重要性，并开始着手建立现代化的、以人为本的立体防灾体系。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