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常将谣言视为“洪水猛兽”，而谣言的制造者也因此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说起来，谣言确实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因为有时候一句谣言就可能让某地的柑橘滞销，让农民的辛苦付诸东流；有时候一句谣言就能让一个企业陷入亏损，让工人失去工作；更多的时候，谣言还能让我们的政府陷入窘境，甚至失去公信力。

　　尽管谣言有这许多的坏处，但“严厉打击”却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更多的时候，这样强硬的应对措施反而会适得其反，因为它违背了事物本身的规律，并没有真正捏住谣言的“七寸”。

　　中国人在对于谣言的认识上是存在误区的。这样的误区能在学界找到有力的证据。著名学者沙莲香将谣言定义为：“谣言是某些人或团体、组织、国家，根据特定的动机和意愿，散布的一种内容没有得到确认的，缺乏基本事实根据的信息。”很明显，这样的定义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够严谨也不够理性，但是却是国人普遍认知的一个缩影，而且这种“动机论”在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当中很有市场。

　　相比较而言，西方对于谣言的认识要理性得多、客观得多。在西方的学术视野中，谣言被认为是“第一自由广播电台”，是研究社会舆论不容忽视的样本。而西方的学者对于谣言的基本定义也仅仅是“未经证实的信息”。

　　将谣言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来看待，有利于我们把握谣言的本质；抛弃以往带有主观色彩、意识形态，甚至是阶级斗争痕迹的认识和看法，有利于我们采用更理智、更温和的方法来避免谣言的危害。

　　首先，谣言不是个别人的主观错误，而是一个有了土壤就会自然出现的客观现象。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抓了个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谣言。真正有效的做法是铲除滋生谣言的土壤。

　　那么，这个滋生谣言的土壤是什么呢？我们从过去的“谣言甚嚣尘上”的例子中会发现，谣言更容易出现在公众关心的事情上。也就是说公众先要有渴望了解某一件事的需求，才会有谣言产生的可能。当然单单有这种需求，并不能构成产生谣言的土壤，因为如果需求得到了很好的满足，谣言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所以，对于某一信息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才是真正滋生谣言的土壤。

　　在现实生活当中，公众与政府基于信息传播形成的供求关系往往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说老百姓对于信息的诉求无法在政府那里得到满足，于是谣言就很容易产生了。国外有研究者提出过一个关于谣言的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这个公式指出，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由此，我们很容易就能明白，要想避免谣言的产生，只能依靠减少重要事实的模糊性来完成，说白了就是公开信息。

　　其次，情绪和偏见将扩大谣言的传播和影响力。在政府部门出面辟谣这件事上，存在着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现象，那就是公众宁愿相信谣言也不愿意相信政府。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政府以往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出现的失误影响了其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使其渐渐失去了公信力。另一个是，事件和谣言引发的负面情绪使公众很难被说服，这个时候的受众很难理智地去分析和思考，他们会简单地下结论：某某又在说谎了。

　　政府要想避免陷入不被相信的尴尬，必须要明白第一时间公布信息的重要性。这就好像一场战斗，谁抢占了先机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如果等到谣言已经激起了群众的负面情绪再去辟谣，那就显得被动了。另外，在谣言面前，公众需要有影响力的舆论领袖。遗憾的是，现在“公知”已经成为网友用来调侃的贬义词，意见领袖的缺失使得一些公众更容易陷入极端。我们需要独立于政府存在的意见领袖。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很难决定公众该怎么想，但意见领袖能提醒公众还有其他的观点存在。

　　最后，谣言是不能完全消除的，禁止传谣比谣言本身更为可怕。我们可以通过信息公开来减少谣言带来的危害，但却不能彻底地消灭谣言。而且，在没有造成大的危害的情况下，谣言的存在对于社会健康的意义就好像细菌对于人体健康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的免疫力，同时也成为倒逼政府检讨其行为的重要因素。

　　我们或许可以将信息看做是一个生态系统，要允许各式各样的信息存在才能保证这个系统的丰富多彩和健康运转。如果我们举起权力的棍棒，要将其中的一些信息强行驱逐，那么这个系统势必会失去平衡。而一旦其失去平衡，人的思想就会受到抑制，言论也将不再自由，社会便会陷入单一和贫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

　　让这个系统自行运转，谣言就会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兵不血刃才是最漂亮的战斗。

　　[稿源：红网]

　　[作者：王颖]

　　[编辑：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