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招不来人，去年一年招了189人，可又走了245人，长此以往，公交行业将后继无人。”沈阳某巴士公司负责人摇着头叹气。

　　沈阳公交司机刘凯也一肚子委屈。他已经十几年没涨过工资，每天工作超过13个小时，每月拿到手的钱勉强过2000元。“这样的收入，怎么能留住人？”刘凯反问。

　　这种“因收入低、劳动强度大导致公交岗位无人问津”的局面在今年被打破——沈阳市总工会联合相关单位在全市启动了公交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6月28日，经历4个月协商，劳资双方签订了全国首份公交行业集体合同，一线职工年度工资增幅达到15%，驾驶员、修理工等主要工种最低工资标准分别提高了45.6%和36.4%。消息传来，刘凯感到“工作有了盼头”。

　　不仅在沈阳，一年多来，全国各级工会多措并举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在完善机制、突破难点，推动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方面下足工夫，有力维护了职工合法权益，夯实了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基础。

　　制度支撑工资集体协商“长远目标”

　　2011年1月，一份特殊的“规划”引发社会各界关注：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发了《2011～2013年深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规划》（以下简称“三年规划”），从2011年起，将用3年时间，实现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业80%以上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基本实现已建工会企业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其中实现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全部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众所周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借助健全的制度机制支撑“长远目标”。

　　在各级工会的努力下，许多地区将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列为当地“一把手工程”。在河北，不仅在人、财、物上向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重点倾斜，列入“十二五”规划、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更以健全制度机制为支撑，形成合力推进的态势——每年3～6月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百日行动”，全省2219个乡镇（街道）全部成立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小组，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为评模评先的先决条件，石家庄市委市政府还将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不良信息与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并轨，作为重要约束手段。

　　山西则以完善工作制度为核心，致力于建立工资集体协商长效机制。一方面，省总工会实行四阶段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对建制职责层层细化分解，逐级压担子，层层找措施，层层抓落实。另一方面，做到“两个主动”要约，即对未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或上期集体合同即将期满的企业，由基层工会“主动要约”；对基层工会提出要约困难的，由上一级工会代为提出“要约”，保证了工资集体协商运行质量与效果。

　　截至目前，31个省（区、市）都制定了本地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三年规划”，13个省（区、市）把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作为企业评模评先的先决条件，9个省（区、市）建立了定期督导检查制度。这些努力，使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有了制度保障。

　　区域性行业性协商破解“不敢谈”难题

　　“通过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有效解决非公有制企业、中小企业工会干部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时‘不敢谈’、‘不会谈’问题”，是实施工资集体协商“三年规划”的一大工作重点。

　　从温岭羊毛衫行业协商老典型，到邳州板材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从武汉签订全国首份餐饮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到大连高新区软件行业签订了首份针对“白领”的工资专项集体合同……随着各地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地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职工工资由协商确定逐渐成为常态。

　　作为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江苏“一镇一品”、“一村一品”的行业特色鲜明。立足这一实际，江苏省各级工会坚持以镇、村行业为重点，注重贴近行业实际推进工资集体协商：通过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确定工资总额与工作量的对应关系；针对职工利益诉求差异，既重视协商劳动定额、计件工价等基本内容，又注重协商最低工资标准和工资发放等保障内容；坚持吸收一线职工参与工资集体协商，让职工直接参与工时、工价等协商讨论，提高了职工参与度和协商质量。

　　“实践证明，坚持建制重心下沉，降低了工作难度，提高了合同落实度。”江苏省总工会负责人颇有感触地说。目前，该省90%的行业工资集体协商都集中在镇、村层级。

　　在经济主体多元的上海，工资集体协商则更加灵活多样。如对分布集中的非公有制小微企业，重心下移，在街镇层面建立行业工会联合会并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散布各街镇的同类企业，聚拢整合，在区（县）层面建立行业工会联合会并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对市区两级建立同类行业工会的，上下衔接，开展市区联动的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

　　攻坚克难力促工资集体协商得实效

　　苏州市陆巷村服装行业自开展了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劳动争议案件由过去每天3至5起，减少到目前每月不足1起；沈阳市职工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满意率超过90%……工资集体协商不仅在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更搭建了劳资双方平等对话的平台。

　　然而，在推进这项“促进劳动关系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时，工会干部们仍须解答许多课题：一些企业经营者“不肯谈”、“不愿谈”；非公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关系双方力量不对等，工资集体协商“无人谈”或“不会谈”；有关法律位阶较低、刚性不足，没有明确企业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法律责任，对拒绝开展协商或提供虚假信息误导协商的企业，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等等。

　　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工资集体协商持续开展，并使其真正发挥作用？

　　日前召开的全国工会“两个普遍”工作推进会议上传出消息，全总再度明确提出了建制要求:力争到2012年底在各类已建工会的企业基本实行集体合同制度，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

　　——继续推动各地在同行业非公企业、中小微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集中的地区突出抓好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并积极探索“上代下”、“协商层级上提”、“签订合同下移”等方式。

　　——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有效解决协商中的瓶颈问题，特别将推动在相关立法中纳入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相关规定，推动地方加快工资集体协商专项立法进程，形成一整套支撑开展工资集体协商的法律法规体系。

　　——吸纳更多劳动关系领域的专业人才加入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力争在今年内各省（区、市）都建立起稳定、高效的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

　　距离实现2013年的最终目标还有一年半时间，扫除障碍还需全国各级工会在扩大覆盖面、提升质量、增强实效性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