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亮程&李娟 心灵在新疆生长

李娟

刘亮程

　　刘亮程和李娟的写作有着某种一致性——当然不仅仅是指他们都写新疆，更多的是指他们的写作都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

　　看他们的文字，扑面而来的，不是他们的作家身份，而是他们嵌在生活深处的样子。刘亮程，便是那个扛着铁锨四处“闲逛”的农夫，从杨树，到黑狗，到月光，经过他的眼，都有了气息，有了枯荣；而李娟，是那个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的山野姑娘，颠沛流离中，看生老病死。

　　新书《冬牧场》是李娟对一种行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的记录。在牧民定居工程的推进下，曾经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慢慢消失。在一声“是不是太快了”的质疑下，她跟随熟识的牧民，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南部的沙漠。在那里，她体验到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冬季牧场生活，并写就自己的首部长篇纪实散文《冬牧场》。

　　刘亮程的《在新疆》则是他继《一个人的村庄》后游走新疆的散文结集。书中，他写道：“这个村子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住进崭新砖房而有所改变，相信他们的心灵依旧是古老的。这些古老心灵，才是比文物更需要细心保护的。”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在新疆 心灵的孤独亘古不变

　　新京报：在新疆的生活给你们带来什么改变？是否对自然、孤独等概念有了更多理解？

　　李娟：谈不上什么改变，仍然还是顺着原先的路一直走着。只是令自己了解到了自身新的极限，感觉从此后，面对艰难的生活和不测的命运时，大概会更从容些吧。难忘的人与事很多，基本上写入书中了。新疆是非常丰富的所在，我不太清楚新疆对我的影响，却深知我所处的环境对我的影响。在我曾生活过的那些闭塞角落里，一批又一批的人们涌进去讨生活，但大部分都无法忍受那里艰辛而寂寞的现实，很快离开了。留下来的，全是足够勇敢、坚强又乐观热情的。环境的艰苦令我长年置身于性情鲜明的人群中，无论性格还是写作，很难不被镀上同样的痕迹。”

　　刘亮程：我曾力图避开新疆，但是最终我发现，一个人最躲不过去的，是一个地方的现实。一个作家，最终要跟一个地方的现实面对面，最终要对它说话。所以写到《凿空》的时候，我有了一种‘在新疆’的感觉。而《在新疆》，正是穿插在我的两部小说《凿空》与《虚土》间完成的。写完《一个人的村庄》后，我开始走新疆。

　　新京报：古老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当下慢慢萎缩，作为写作者该如何介入这种观察？

　　李娟：最重要的是体谅吧。因为面对的毕竟是无可挽回之物，是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必经之途。对于这个时代，我难以说清对它的感情，但无论如何，我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在这样的时代里出生、成长，同所有人一样，无论愿不愿意，我都依赖着这时代的本质而生存。目前我能做到的是：无论时代怎样，努力做好自己就行。我在《冬牧场》一书中，针对牧羊的宰杀，引用哈萨克作家叶尔克西姐姐的话说：“你不因有罪而死，我们不为挨饿而生。”在远离荒野的城市里，人们可能会更需要这份亲近。贴近大地的生存会令人们和万物在物理距离上靠得更近，而在此基础上影响着情感的距离。叶尔克西姐姐的那句话，其字面意思已经是全部了。它之所以打动人心，大约是因其平等、恭谦的一种姿态和视线吧。而在我们的城市，“消费”是用来刺激的，一切消费行为都是理所应当，情感中深埋的是难以自知的霸道与强硬。这很可怕。

　　刘亮程：时代车轮再飞速，轴心部分是不动的。我的文字关注生活中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们构成千古不易的人性。速度有时会使人偏离人性。作家跟随的不是一个时代，是一颗心灵。心灵到了哪里，我跟随到哪里。不存在逃避。我喜欢享受现代城市生活，谁会不喜欢这么好的东西呢。但我知道我的心灵中有一块地方没有跟随我到达城市，它孤独地在那里，一动不动，它没有随我长大、变老（它本身已老得不会再老），它没有参与土改、文革、改革开放、城镇化、工业化，它干净而古老，黑暗而敞亮。这就是我们继承下来的一颗心灵。如果每个时代每个运动都可以修改人的心灵，那人早已不是人了。历经沧桑劫难我们还是人，就因为人心中有不变的东西。文学守候的就是那一点点不变。

　　《一个人的村庄》就是一个人无边无际的孤独。之后的《虚土》是我在40多岁时开始写作的。我本来要写新疆的现实，写我家族的移民生活。但是，当我提笔写作的时候，我对这一切都没有兴趣了。我写了自己人生40岁这个阶段的内心孤独、空茫和恐慌，写了我的虚无。《虚土》是从一个5岁孩子写起的，那个孩子在5岁的早晨，突然睁开眼睛，看见这个村庄，看见道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看见从远处归来的人，和即将出门的人，那孩子就在这个5岁的早晨，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整个一生，都被别人过完了。那些20岁的人，在过着他的青年，那些四五十岁的人，在过着他的中年，那些七八十岁的人，在过着他的老年。连出生和死亡，都有可能不是自己的。假如按照原初的设计，仅仅写成一部新疆移民题材的小说，是我不甘心的。我在《凿空》中呈现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人群的孤独，一村庄人的孤独。一村庄人保持着不为外人所知、也不为自己所知的千年不变的生活。每一天跟另外一天全都是一样的，那样劳顿，一头驴，一辆驴车，家的旁边有三五棵杏树，七八棵白杨树，有几亩地，几个孩子，一个老婆。每一年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每年的收成几乎都是一样的，土地没有奇迹。没有奇迹的生活怎么过？永远不变的生活怎么过？恰恰就是我书写的那个叫阿不旦村的村民们，会过这种生活。

　　聊写作 慢慢地生活慢慢地创作

　　新京报：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

　　李娟：平时写作大多在白天，尽量避免熬夜写东西。但最近半年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了，年初买了一套农村的老房子，把几百公里外的阿克哈拉的家里的几头牛、一群鸡、一群鸭，还有两条狗，一股脑全搬过来了。但房子非常破旧，农忙季节又雇不到工人，维修工作非常艰难，几乎全都得靠我和妈妈，从修地基，到抹腻子，刷涂料，修屋顶……还种了两三亩地。照这样看来，大约下半年也写不成什么东西了。但写作的欲望非常强烈，总有那么多想说的事情。到了如今，写作已经成为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了。我不但依赖它获取生活来源，更依赖它完善自我，寻求舒适和进步。

　　新京报：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书中，你说在阿克哈拉村，你是个扑朔迷离的人物。主要有四大疑点：一、不结婚；二、不工作；三、不串门；四、不体面。该怎么理解？

　　李娟：我觉得婚姻是缘分的事，若能拥有一段合适的缘分，当然再好不过。但如果没有，也不用强求和失意。因为人生并非仅此而已。工作也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把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没有工作不只会影响到生存，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现实感吧。但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一种工作，目前还能获得足够的稿酬，也能借此与外界保持适当的交流。那年回到阿克哈拉之前，已在机关坐班多年，辞职后又去南方混了一年多，深感疲惫。于是天天窝在家里看书、喂鸡、散步，生活单调，也自得其乐。但明显与周遭氛围格格不入，令大家对我非常好奇。至于“体面”，那两年的确太邋遢了……当时想着，反正，家里又从来不来客人。阿克哈拉这么远，谁会来看我？

　　刘亮程：我是一个闲人。闲人不急。早晨睡到日出，写写毛笔字，看看天。上午写几段文字，见好就收。中午睡个午觉。下午就没啥事了，自由活动。傍晚出去走几里路，回来又是晚上了。从来不失眠。早年梦多，如今梦少。成然寐，遽然觉。相对内地，新疆时间是一种慢时间，旧时间。你们天亮劳作了，我们还在做梦，一种跟在内地时间后面的时间。

　　新京报：写作风格受什么影响最大？

　　李娟：到目前为止，我的写作始终围绕着我的个人生活。因此，它受到的影响大多源于生活本身。具体的写作技巧则同许多作者一样，也来源于阅读。学生时代非常热爱阅读，看过许多好书。很多人说我是新疆“三毛”，大约我们的确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我本人对“三毛”很难认同。我并不是故意要“行踪飘忽”的，若以我的本性，巴不得宅死在家里才好。但生活所迫，注定得不停地四处奔忙，这也没有办法。不过往下会渐渐安定下来的。至于和公众的距离问题，倒真是本性为之。深感力量单薄，性格有缺陷，无力维持太复杂的人际关系。

　　刘亮程：人类的心灵是慢的，作家的心灵应该更慢。所谓慢，是我们对待事物或事物对待我们的一种态度：彼此珍惜与挽留。我希望我的文字是慢的，仔细的，是停下来细观慢察的。我喜欢那些停下来不动的句子，事物被文字捕捉到。我喜欢慢。儒家文化有面对孤独的方法：慎独。“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这是高境界修养。即使一人独处，也上有天，下有地。天在看，地在看，人自己也在看。不可胡作非为。这是有信仰有信念的修为。却也把人性的孤独修饰了。我写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天地间的孤独，是人在时间中的无助和孤独。万物有灵应该是作家的基本信仰。作家就是那些有能力跟石头说话的人。

　　刘亮程眼中的李娟

　　李娟和李娟的文字，都是阿尔泰山野生出来的。常年在游牧区生活，游牧人的思维和生活影响了她。她的文字是游牧精神在汉语中的一次奇迹复活，好似羊群转场到城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被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纠结，只是游牧文化逐渐被边缘被遗忘，李娟的文字只掀开阿尔泰山游牧生活的一角，就让读久了农耕文学的读者欣喜不已了。在李娟那些居无定所的漂泊文字里，我读到了一种心灵的安顿，那种简陋生活中的内心丰饶。到目前为止李娟的文字还在阿尔泰山的崎岖羊道里游走，她顾不上新疆。就像那些牧民在一个山沟里来来回回就走一辈子，对于作家，随便一个小地方、小题材、小故事、小想法，也足够写一辈子。

　　李娟眼中的刘亮程

　　大约十四年前，我去编辑部投稿，惶恐又孤独。只听编辑部里有人问我：“写的是什么？”我回答：“散文。”他说：“散文给刘亮程……”就这样，开始了写作之路。感觉运气实在很好。刘老师性情淡漠、洒脱。文字却异常执著，黑暗而优雅，具有强烈的魅力，曾深深影响过写作初期的自己。至今，他仍是自己真心钦佩的作者。

　　敞开和幽闭的沉默

　　□书评人 李静

　　寥廓的新疆孕育沉默的人，刘亮程是一个，李娟是另一个。李娟的沉默通往世界和他人，在那里一切都新奇，一切都盈满；刘亮程的沉默则通往幽闭的心门，在那里一切都相似，一切都荒败。

　　这真是令人惊讶的对比，当李娟的《冬牧场》和刘亮程的《在新疆》摆在一处的时候，两书的作者都以旁观者的身份写新疆兄弟民族的生活侧面，但情貌殊异。李娟用白描，刘亮程玩文字魔术。李娟像鼹鼠，一点点掘进哈萨克人冬牧生活的深处，力求同情地理解；刘亮程像蜻蜓，飞临水面时照见的是自己的倒影。李娟历尽悲苦而依旧是孩子，刘亮程在孤独之中凝固了心灵的活力。李娟手捧不竭的爱，与天地和众人不歇地对话；刘亮程则带着恒久的哀伤，在陌生的世界中寻索熟悉的事物，于是新的也成了旧的——世界未因探求而扩展，相反，在一颗虚空之心的镜照下，世界也虚空、沉闷，百无聊赖。

　　李娟的《冬牧场》与之前的作品《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等不同，它是“体验生活”的命题作文。这种写作最易走马观花，声腔空洞，但竟没有。李娟毕竟是李娟。她随着哈萨克老主顾居麻一家扎进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冬窝子，结结实实同吃同住同劳动了三个月。她在被嫌弃中启程，在玩命干活中被接纳，在竭力交流中了解彼此，在隔膜的多余感中伤怀……因此她笔下的冬牧生活，有主人公，有循序渐进的过程，有孤独一人时的轻轻感喟，有难言的遗憾与无奈。这书如沙漠里的植物，虽只浇了三个月的雪水，却已生根。但显然她自己并不满意：“这是我第一次写约稿，第一次坐下来有计划地创作。不是很习惯。无论是文字还是心意，都感到粗糙而匆忙。很不安……”“冬牧场的荒寒之气渍透了这半年来的喧嚣世事。每到心浮气躁的时候，总算还有磐石镇放胸间，总算不至于迷惘。”空茫大地，浩荡云天，牧人们在酷烈自然中坚韧求存的意志和尊严，艰辛生活里小小的希望花朵，悄然凝成她写作的道德律。

　　李娟有“新疆的三毛”之称，其实除了面对大漠都有一股谈笑从容的劲头，两位女子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三毛的情怀是精英式的，她目光的终点、她的主人公永远是她自己——大漠蓝天，爱人邻居，生活里不时的美丽花样……都是表现她“非凡之我”的舞台。她的写作，是变换了各种视角的“我”之恋。李娟相反。她没有精英意识，众生平等，躲避滥情，少有自赏，多有自嘲：“我想，是时候了，抱怨一下腰的事情吧。但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见嫂子从口袋里掏出一长串东西——塑封的去痛药片。她像分糖豆一样，给大家一人分了两粒。大家像嚼糖豆一样嚼嚼吞了。又是一阵沉默。我也沉默了。”

　　李娟写人，不靠世故，靠情热。写动物，植物，天地，不靠知识，靠心——最终牵挂的还是人。于是，寥寥几笔，即可传神。比如写精力过剩的男主人居麻，爱臭美，到无人的大漠里放羊，也要穿最漂亮的衣裳。给谁看？ “给绵羊看！给山羊看！它们看了都说：‘咦，这是谁？不像昨天那个人了嘛？’然后都围过来看，再也不到处乱走了……听话得很，听话得很！”他就是这样靠着自我戏剧化，战胜生活的漫长单调，绝不哭丧着脸；他精力过剩，不放羊的时候把家里的一切都修个遍；自负、逞强、不听劝，生气了就摔猫，却听老婆的话；爱幻想，累了一天回到家，盯着餐桌上的大号油饼愣半天神，忽然双手握起它如握方向盘，左右扭动，嘴里不停打喇叭……他一直梦想有一辆汽车。

　　写人，她便感同身受着他们的艰辛和病痛，他们的寂寞和茫然。他们寂寞地向往着现代的世界，但这世界又是多么辜负他们啊——当他们热切地看电视的时候！他们整夜地看，饥渴地听着她的翻译，得知着轻率荒唐的剧情，不以为然地嚷嚷“换台换台”，可是每个台都是如此，可是仍旧要看……这真是一幅寓言性的场景：在屏幕的两侧，并列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实，平实稳妥的寒暑岁月，正向轻率荒唐的现代生活轻轻迈进……不这样又能如何呢？

　　这时，李娟的思考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荒野主人”最后的归宿会是怎样？在政府的安置下，哈萨克人即将定居——这样可以减少辗转流徙的辛劳，孩子都能受到稳定的教育，失衡的生态环境也可能恢复。但是——“荒野终将被放弃。牧人不再是这片大地的主人。牛羊不再践踏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秋天的草籽轻飘飘地浮在土壤上，使之深入泥土的力量再也没有了，作为它们生长养料的大量牲畜粪便再也没有了，荒野彻底停留在广阔无助的岑寂之中……荒野终将被放弃。” “今年是羊群进入冬窝子的最后一年。这些最后的情景正好让我遇见……我不认为这是我的幸运。”可以说，《冬牧场》是作家李娟献给哈萨克游牧生活的一曲挽歌。她的感伤，触摸到哈萨克人“新生活”的悖论——在生存的方便和效率，与哈族传统、人与自然关系的延续之间，何去何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如果失去独特生活方式的支撑，是否还会存在？或者把问题再翻一翻儿：难道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只能靠对自然意志的顺从来维系吗？如果不是，那么人的智慧还能做些什么呢？她没能继续这些追问。这是李娟式的写作注定的——她写的是诗，不是“思”。思需要哲学和知识的工具——比如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和梭罗的《瓦尔登湖》，它们是诗，也是思，自然被当作客体而认知，而那孜孜求索的主体，由于有了工具而多么丰厚结实。李娟呢，赤手空拳。赤手空拳地颠倒众生。但毕竟是美的。

　　刘亮程也赤手空拳。《在新疆》的主体是对南疆生活的观察，但最好的文章却是与观察无关的《先父》——它从作家的命里长出，它是作家自我的一部分。其余的呢，那些库车的铁匠、剃头匠、古币商、木卡姆艺人、小贩、贼、驴车、坎土曼……它们只是一些名字、身份、工具，过着同样的日子，怀着同样的隔膜，带着同样的悲观厌倦、昏昏欲睡或黯然安命的表情，传递着同样的思想：“我们为何改变？”刘亮程的心中有固执的初民情结，恋旧、怜贫，渴望回归母体。当这情结焕发出本能的诗意和悲悯的道德感时，他能写出最温暖动人的诗篇；当他被未知的世界、未知的人所“压迫”时，他宁可封闭心门，将其强行笼罩在现代主义的绝望和乡土主义的暮霭之中。作为李娟的文学前辈和伯乐，我不认为刘亮程会止步于此。

　　至于这两位作家究竟会走到哪里去，会走多远，谁也不知道。我们只愿在这喧嚣而划一的世界里，期待更加幽深而迷人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