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顾泳 孙刚

　　期待医保“一视同仁”

　　孙刚：引入社会资本办儿科，确实是解决“儿科难”的新思路。但是，仅开放市场还远远不够，还需政府支持，完善配套措施。

　　顾泳：上海现有社会医疗机构约1300家，数量上占全市医疗机构总数七成多，但办医规模普遍较小。2010年数据显示，社会办医所拥有的卫生技术人员仅占全市总数的6％，床位数占5.9％，提供的门急诊服务占全市同期门急诊总量的6％。而且，儿科领域是社会资本办医中最薄弱、最欠缺的一块。

　　孙刚：社会资本难入儿科领域，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儿科风险高，技术门槛高；其次也是最关键的原因，绝大多数户籍儿童都参加居民医保，而社会医疗机构缺乏医保支撑，做儿科犹如“无米之炊”。

　　顾泳：据了解，本市目前仅54家社会医疗机构是医保定点单位，仅占社会办医机构总量的8％。入围医保的诊疗项目，也大多局限在眼科白内障等单一科目中。成人诊疗尚且如此，更遑论儿科。目前全市仅10余家社会办医机构有儿科，基本都非医保定点，诊疗范围多局限在口腔科、儿童生长发育等领域。

　　孙刚：业内人士坦言，要引入社会资本办儿科，开展普通病常见病到疑难症的诊疗，即使是以非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办医机构也需要医保支撑，否则不过画饼充饥。有关部门应真正落实国务院鼓励社会办医的《意见》，首先给予社会资本公平的医保“国民待遇”。有了这一基础，才能吸引积聚资源，为儿科发展注入新活力。

　　适当给予人才支持

　　顾泳：病人看病俗称“看医生”，儿科亦不例外。办医院和诊所，不是投资就可一劳永逸，如果吸引不到人才，诊疗无人问津，“儿科难”问题还是难解决。

　　孙刚：相比成人诊疗，儿科人才紧缺的状况更加严峻。数据显示：美国每千名14岁以下儿童有1.36个儿科医生，我国仅0.26个儿科医生。近年来，上海进入一轮人口出生小高峰，儿科人才更加捉襟见肘。公立医院尚且如此，延伸到社会医疗机构，儿科专业医护人员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如果没有人才，社会资本办儿科犹如“无本之木”。

　　顾泳：长期以来，人才缺乏一直是困扰社会医疗机构发展的瓶颈。由于在职称晋升、申请科研课题经费等方面有诸多限制，社会医疗机构很难吸引一流人才。去年底，上海开始试点实施医生多点执业，几个月下来仅有个位数的公立医院医生报名申请 “多点”。原因可一言道破——公立医院不肯放人。据了解，目前有勇气前往社会医疗机构从业的儿科医生，大多是公立医院退休的资深医生，正值青壮年的儿科人才跳槽到民办医院的几乎没有。

　　孙刚：鼓励社会资本办儿科，政府管理部门要给予适当的人才支持。首先是创造公平的人才成长环境，无论公立、民办医院的医生，在职称和科研方面一视同仁，靠水平而不是靠出身说话。只有如此，医学人才市场才可能成为一泓活水。应该看到，公立医院尤其是专科医院拥有科研上的独特优势，即使放开人才闸门，根本不必惧怕人才大量流失。毕竟，儿科以及医学其他领域都是社会事业，人才为全社会所用是题中之义，不拘泥于是否为我所用，才是公立医院应有的气度和底蕴。

　　顾泳：在目前儿科人才紧缺的状况下，推进医生多点执业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如规定医生在不同执业点的工作时间、范围等，创造条件让医生科研公私兼顾，发挥现有人才资源的最大效应。

　　规划布局要留空间

　　孙刚：今年2月，市政府出台《上海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2011—2015年）》，明确中心城区除精神卫生、老年护理、儿科等供需矛盾突出的领域外，综合医院原则上不增加床位，同时要严格控制千人口床位数、各区县床位增量。此举初衷，就是留出空间发展社会办医。

　　顾泳：留出空间“说来容易做来难”。上海郊区情况相对较好，而像长宁、徐汇这样的中心城区，该从哪里“挤空间”，为社会资本办医留地盘呢？这似乎是绕不开的问题。

　　孙刚：为社会资本办医留空间，除了规划优先、土地税收上给予一定优惠政策外，最根本的是遏制公立大医院盲目扩张的趋势。卫生部部长陈竺多次提到，公立医疗机构不能越来越大，以至于“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医疗服务体系也应如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既有学科齐全、人才荟萃的大学附属医疗中心，也应有富于诊疗特色的民办医院，以及以服务见长的外资机构等，满足各种人群的不同需要，和谐共生。

　　顾泳：在药品配备、技术准入等管理上，也要给予社会办医一定支持。如今基层医疗机构“一刀切”地只能使用基本药物，已经使得患者在社区就医多有不便，这一弊端不能“顺延”到社会办医领域。同样，根据医院的级别限制其开展诊疗技术的范围，也是管理上的懒办法，应当加以合理改进。期待有朝一日，在各方努力下，上海社会资本办儿科能创出一条新路，为诸多饱受“看病难”的患儿和家长造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