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乔登江，1928年 3月出生，江苏省高邮市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核物理、核技术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1949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1月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1963年3月入伍。历任某研究所副所长、某基地科技委副主任。1988年因病离休。先后获国家级科技奖9项、部委级科技奖7项，出版专著5部。2011年11月，高票当选解放军总部 “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十大模范”之一。

　　本报记者 张骏 通讯员 李同岳 丁绍学

　　整理好行囊，装上一大包药品，85岁的乔登江准备再次出发：他要去曾经工作过的研究所，指导学生，组织科研攻关。

　　在建军85周年之际，记者在上海警备区某干休所见到了这位曾经参与让第一朵“蘑菇云”升起、有着传奇经历的老兵：9岁时右眼失明、60岁时一个肾被摘除，与癌魔抗争23年，离休9年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乔登江。

　　岁月，让乔登江的身体大不如前。但他不服老，每天在干休所仍要工作半天。他充满豪情地写道：“年过八十尚能饭，愿为国防献终生。”

　　神秘调动投身“死亡之海”

　　1963年3月，时任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物理系副主任的乔登江，突然接到来自北京的一纸调令——月底前到首都报到。这次调动特殊而神秘，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多长时间，一概不知。

　　到北京后他才知道，组织上从全国各地挑选了24位专家赴“死亡之海”罗布泊，为建立新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和首次核试验作准备。

　　当时，乔登江的妻子在上海工作，孩子正蹒跚学步。可乔登江毫不犹豫打起背包，投笔从戎。

　　戈壁深处，每天喝的水，要从200公里外运来，还是苦的。若用来洗头，头发全部黏结在一起。朋友相聚时，乔登江自我调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却偏偏从“天堂”来到戈壁。“在罗布泊工作的日子，与外界没有接触，那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环境。”在四周没有人烟的天山南麓，乔登江和他的战友们开始了我国核科学的实验工作。

　　他先后参加过20余次核试验，为了获得更准确权威的测量数据，很多次他都毅然深入到有生命危险的地域。第一次核试验时，为了获得爆炸靶心的实验数据，他带着记录仪，坐车到刚爆炸不久的现场观察和测量，仪器不时发出放射量超标的“嗡嗡”惊叫……还有一次进行地面核试验，核爆炸后形成了100多米直径的弹坑，他明明知道到弹坑观察要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但还是坚持要去。 （下转第3版）

　　（上接第1版）1964年10月16日，在罗布泊地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乔登江时任基地核技术研究所第五研究室副主任，而主任由研究所所长程开甲兼任。爆炸期间，乔登江担任理论预测组组长，负责爆炸安全以及爆炸后的数据处理。

　　1965年5月，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空投实验，实现了我国核装置到核武器的转变；1966年10月，第一次导弹核试验；1967年6月，第一次氢弹爆炸……所有这些 “第一次”，乔登江都参与其中。

　　不求长生，但求不虚此生

　　十年浩劫中，乔登江被“靠边站”：操起刨土、种菜、挖地窑、做木工、孵小鸡的“把式”。一次批斗会，有人蹿上来，指着他残疾的右眼吼道：“你是不是敌人派来潜伏的特务？你的假眼球是不是微型摄像机？快说！”

　　乔登江的右眼是在遭遇日军飞机轰炸、随父母逃难途中被树枝刺破失明的。望着茫茫戈壁，乔登江心中有些彷徨。但令他最痛苦的，还是不能参加试验。“当你事业如日中天时，突然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那才是最要命的事。”十年浩劫结束后，乔登江恢复了科研工作。

　　没想到，十几年后，这样的打击再次降临。1988年5月，乔登江被确诊为肾癌。

　　基地领导和医院专家让他赴京治疗。他却提出：能不能推迟几个月？理由是他主持的试验任务9月才能完成。临上手术台，他问医生：“手术后多长时间可以工作？”

　　乔登江的老伴林祖纕是一位研究硅酸盐材料的专家，她能体会丈夫的痛苦：“一辈子，我只见老乔流过一次泪。1988年10月，上级向他宣布离休命令，他还躺在病床上。他不是因为病，也不是因为没有授将，更不是因为工资待遇，而是因为他失去了工作的机会。”

　　“不求长生，但求不虚此生。与其躺在病床上等待命运的宣判，不如抓紧时间多为党工作。”乔登江在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中郑重写道。

　　经过短暂调养，乔登江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开始了长达9年的“义工”生涯。每次出差，在他简单的行囊中，有一半都是维系生命的药物。

　　1997年11月28日，乔登江高票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这大概也是工程院历史上唯一一个离休了再当选的院士。

　　“最惬意的休息方式”

　　当同龄老人在湖边垂钓、在公园打牌下棋时，年过八旬的乔登江仍在科研路上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这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去年3月19日，当日本发生核电站泄漏事件后，乔登江第一时间应邀到上海科技馆“科普大讲坛”，免费为市民讲解核安全知识。去年4月，作为华东师范大学60周年校庆学术报告的重头戏，乔登江所作的 “裂变物理和放射性安全”学术报告在全校师生中引起广泛关注。

　　“能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乔登江比任何人都懂得时间的珍贵。“作为我们这些曾亲历过核试验的人，这些资料不写出来，就断代了。”

　　乔登江觉得 “最惬意的休息方式”就是：买买菜，做点研究，指导一下学生，然后翻翻古典名著当作消遣。乔登江坚持定期去研究所指导学生。每个星期有两天到华师大上课。离休后，乔登江平均每年外出作报告、学术交流和科研攻关达数月，辗转全国各地行程50多万公里。“没有了这份事业，说不定我早走了。”乔登江说。

　　1999年，乔登江被华东师范大学聘为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时任华师大物理系主任陈树德回忆说，当时学校主动提出给乔院士分房、配车，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就连学校给的每月1000多元补贴，有时也被他用来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

　　2010年12月，乔登江被重新提升职务。当一身戎装的乔登江接过职务晋升任命书时，他的眼眶湿润了，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应征到罗布泊的那个春天。

　　85岁“再出发”求解难题

　　“前段时间我看到乔老还在看天体物理的书。都80多岁了，还看这么前沿的书。”乔登江的学生、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王建国深有感触地回忆。

　　华师大物理系每周一次的教学讨论，只要他在上海，每次必到。乔登江还经常去听讲座。一次，一位年轻专家授课，得知讲台下坐着乔登江院士，十分不安，便走下讲台说：“老前辈，您在这儿，我这课不知道怎么上了。”乔登江却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你的研究领域，我就是小学生。”

　　乔登江还在不断求解新难题：手机、微波炉、磁浮、高压电，这些电磁辐射到底对人体、对机器有无影响，影响几何，如何防护？“这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国家安全标准。”乔登江直言：这个标准需要科学家通过不断实验，得出一个限值。

　　这个课题获得973、863等计划支持，多所高校院所抱团攻关。乔登江课题组成员也各自承担一部分实验任务。老院士每周都要去学校指导课题。他信心满怀地说，期望三五年内，对于电磁辐射影响能有一个答案，甚至一个标准。

　　在研究所，乔登江担负着多个科研基金项目的研究。前几年，他提出的设想成为了研究所的一个重点基金项目。项目还没展开，他就拿出了几万字的研究报告。

　　乔登江经常说：“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需几代人不懈努力。在这场科技实力的较量中，我即使不能跑在前列，也绝不能袖手旁观，多活一天就要多作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