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网爆府谷县司法局局长李瑞华、副局长刘利荣涉嫌学历造假，上升途径存疑等问题，造假事件的当事人刘利荣是“煤二代”。榆林市一位长期观察当地官煤生态的政府人士向记者透露，在陕北榆林一带，混迹官场的“煤二代”并不少见。许多年轻的80后，甚至90后公职人员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但开的是奔驰、宝马、路虎。（7月28日《经济观察报》）

　　什么样身份的人可以做官？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若一个人具有为官的能力，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具有符合选拔程序和考核制度的条件，这样的人就具备了做官的基本潜质，哪怕他是“煤二代”。在一个开放的、理性的社会，“出身论”早已没有了市场。也因此，真正隐藏在“煤二代”热衷做官背后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一个是，是否存在企业的非制度化生存；一个是，是否存在官商之间的互利。

　　首先，是否存在企业的非制度化生存？一般来说，企业与权力应该保持适当距离。但很多时候，一些企业可能面临着非制度化生存困境，也就是制度之外的东西可能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产生影响。如果存在这种情形，就可能导致一些“煤二代”们在父辈的安排下，主动去寻找那些有影响的能量和靠山。

　　如果说非制度化生存让“煤二代”寻求做官是被动行为，那么追求官商之间的互利，追求与权力的联姻并获得权力庇护，则可能是“煤二代”追求做官的主动原因之一。在社会生态中，赢者通吃是破坏平衡的，尤其是那些权力与资本联盟的赢者。尽管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公务员群体招收也是开放的，但倘若权力与资本没有保持应有的距离，就极可能出现制度外生存、官商合谋的东西去作祟。这恐怕才是“煤二代”热衷做官现象背后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