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 羽

　　5月初，网爆府谷县司法局局长李瑞华、副局长刘利荣涉嫌学历造假，上升途径存疑等问题。记者在当地采访获悉，造假事件的当事人刘利荣是“煤二代”，李瑞华虽非“煤二代”，却也与当地煤老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了解，在陕北榆林一带，像刘利荣这样混迹官场的“煤二代”并不少见。许多年轻的80后，甚至90后公职人员每月工资不到2000元，但开的是奔驰、宝马、路虎。(7月28日《经济观察报》)

　　什么样身份的人可以做公职人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若一个人具有为官的能力，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具有符合选拔程序和考核制度的条件，就具备了做官的潜质。在一个开放、理性的社会，“出身论”早已没有了市场，尽管出身可能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是在公开选拔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

　　客观说，用一个简单的“煤二代”标签来描述“煤二代”们也是不公平的。一则，人们的固有印象会起作用。在社会认知中，煤老板的形象并不佳，于是“煤二代“附带着某些“原罪”。二则，同为“煤二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和能力，一个草率的“煤二代”标签，可能让人们在认识某个人时以偏概全，并不能发现这个人的真实情况。

　　既然公务员群体应该是开放的，而“煤二代”也可能千差万别，其中不乏有能力者，那么我们对于“煤二代”恋上做官就不应该过于敏感。

　　真正隐藏在“煤二代”热衷做官背后的问题其实有两个：一，是否存在企业的非制度化生存；二，是否存在官商之间的互利。如果没有这两个实质性的问题，那么“煤二代”热衷做官反而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风向的改变和社会责任的体现。而如果存在这两个实质性的问题，则“煤二代”热衷做官就该成为一种需要审视的社会现象。

　　具体说，首先，是否存在企业的非制度化生存？

　　一般来说，企业与权力是应该保持适当距离的。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指的就是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其他。但是，很多时候，一些企业可能面临着非制度化生存的困境，也就是制度之外的东西可能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产生影响。当然，这种非制度化有时也是一种捷径，对于那些有能力者可以顺利突破制度的束缚，获得更大成功。如果，存在这种情形，就可能导致一些“煤二代”们在父辈的安排下主动去寻找那些能量和靠山。

　　其次，是否存在官商之间的互利？“媒二代”热衷做官或主动或被动。如果说，因非制度化生存而恋上做官是一种被动，则追求官商之间的互利，追求与权力的联姻和获得权力的庇护，则可能是“煤二代”追求做官的主动原因之一。当然，动机这东西是很难剖析的，只能观察为官者是否做出舞弊、出格之事。若无，“煤二代”做官也就做了；若有，发现一起就要处理一起，以保证官场的廉洁，保持权力与资本应有的距离。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公务员群体自然也是开放的，没有人会再以出身决定人的前途。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煤二代”的偏见与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关键的问题是，“煤二代”热衷做官背后是否有制度之外的东西在作祟，如企业的非制度化生存，制度出轨后的官商合谋等。

　　只有从这些角度审视，才能看清“煤二代”热衷做官现象的本质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