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李星兰老人神采奕奕■ 都市时报记者 孟祝斌

（三）

　　口述：李星兰撰稿：都市时报记者 宋凯欣 实习记者 张宁

　　82岁的李星兰是南下干部中为数不多的女兵。当年这个漂亮的山西姑娘参军时才15岁。她当过文艺兵、参加过救护队，还“兼职”做过战地记者。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她的家人一度以为她“壮烈”了，在家中为其立了牌位。但这个命大的姑娘，不但没有“壮烈”，甚至毫发无损，顺利地到达了昆明。

　　军队里的文艺兵

　　演过很多女主角

　　李星兰有文化、喜欢写作。从年轻时候的照片看，她模样俊俏，是个标准的北方“胭脂”。再加上聪明伶俐，很早就成了文宣队的台柱子。她先是在太岳军区太原分区宣传队当演员，和几个战友在大街上进行街头演讲宣传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李星兰先后调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一旅宣传科编辑干事、十四军宣教部通联干事和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指导员。

　　提到那段峥嵘岁月，李星兰嗓门提高了：“从延安保卫战一直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两广战役和解放大西南，我一场战役都没落下过！”

　　李星兰演过很多戏，《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一类的大戏，她都是女主角，“我们演得好啊！老乡都跑几十里路来看戏”。到了前线，大戏就很少演了。一场战役打完，他们马上编戏演给士兵们看。戏剧的内容多是讲述部队里面的人和事，成了“兵演兵”。

　　有一次，他们要演某英雄班班长如何练兵的故事。这部戏里面不需要多少女角，李星兰就在幕后“提词”，“就像演双簧一样”。为了使剧中的枪声听起来真实，他们还专门派一个人到远处打枪。

　　由于戏都是新排乍演，时间仓促，排练不够，加上紧张，演员常会出现忘词的情况。忘词的时候就往幕布靠一靠，幕后的李星兰就告诉他接下来的词儿。有一次，一个演员忘了词，情急之下，也没有听到幕后的“提词”，只好把一句词儿来回唱，台下的战士们纳闷地喊道：“怎么老是唱这一句啊！”回想到此事，李星兰开怀大笑。

　　数次被子弹打穿裤脚

　　差一点被炸弹炸死

　　这个漂亮的姑娘可不是一个花架子，除了演戏，她还“兼职”着救护员和战地记者的工作。由于酷爱写作，参军不久，她就成了《前进报》的特约记者，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和前线战士待在一起，搜集他们的战斗故事。

　　她的报道还“捧红”过几个战斗英雄！李星兰记得，离休后，一位老战友跟她提起过一位官员的名字，她当时表示记不得此人。老战友急得跺脚，“这你都忘记了？还是你把他‘吹’上去的！变成了战斗英雄！”

　　虽然她报道过无数战斗英雄，但至今她只对一位无名战士印象深刻。“当时有个说法，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有一个腿被炸断的战士从火线被抬下来，那个血流得啊，裤子粘在了腿上，怎么都扯不下来。我心疼得直掉泪，那个战士却一滴泪都没有掉，还反过来安慰我。”当时条件艰苦，李星兰她们都是拿着马灯、油灯来照明，用盐水给伤员清洗伤口，常常“因为没有药用，急得直哭”。

　　采访写作之余，她还负责运送伤员。在战场上，她们常常是冒着枪林弹雨抬担架，敌机来了就躲炸弹，敌机一走，抬了担架继续走。她说，自己的命很大，子弹曾几次打穿她的裤脚、衣襟，却愣是没有伤着她一根汗毛。

　　有一次，她在前线采访，敌机丢下来一颗炸弹，正好落在她的身旁。旁边一个战士看到了，迅速把她扑到，救了她一命。“那个炸弹炸出来好大一个坑啊！”李星兰张开双臂，比画了一个大大的圈。

　　从江西一路走到昆明

　　生理期时最难熬

　　跨过黄河后，解放军基本上就是一路南下了。当部队走到赣州时，李星兰被调到第二军政大学女生中队当辅导员。

　　在江西和两广，部队又招到很多新的女兵。她们大多数家境很好，有一些还是华侨，不爱红装爱武装，“都是脱下旗袍穿军装”。秦邦宪（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博古）的侄女秦文也在女生中队里，也没有什么特殊待遇。

　　女生中队在漫漫征途中是和男生中队一样走路的，但她们比男学员多了一种特殊困难——就是生理期那几天。“现在，一打开电视，各种卫生巾的广告铺天盖地，而那时物资匮乏，行军时又不能带太多东西。学员们从家中带来的绵纸之类的用品，没多久便消耗完毕。粗糙的草纸常常会把双腿磨破皮。由于缺医少药，弄不好还要感染化脓。至于经期要避免接触冷水之类的禁忌，更是一种奢望”。女学员们只好咬紧牙关，“坚持再坚持”。

　　在江西，李星兰崴伤了脚，红肿得很高，她只好拄着一根棍子慢慢走，一路上还要管理照顾女学员，就这样一步步走到昆明。一到昆明，她就开始“打摆子”，“一会儿冷得盖被子，一会儿又发烧，烧得出汗”，一个军医给她看病，很无奈地说：“你的病很好治，就是没有药。”检查了她的脚之后，这个军医再一次说：“这个病也好治，就是没有药。”

　　老乡误传死讯

　　家人为她立牌位

　　李星兰15岁参军，正赶上了抗日战争的尾巴。当瘦小的她穿着长过膝盖的、臃肿松垮的军装出现在父母面前时，他们才知晓了情况。对于她的选择，父母既喜又忧——因为在那个年代，当兵是穷人家孩子的唯一出路。挥别父母，她根本想不到这一别就是10年。

　　淮海战役后，有几个民夫担架队的老乡从战场上回到了山西老家。李星兰父母跑过去问情况，听到的却是“一个宣传队的女娃娃被打死了，看起来可像你们家星兰了，也梳着两条大辫子”。有了这个传闻再加上从来没有收到过李星兰的平安信，她的父母还以为闺女真的成了“烈士”。母亲一直哭啊哭，眼睛都快哭瞎了。父亲给女儿供上了牌位。

　　但实际情况是，李星兰毫发未损，正生龙活虎地跟随大军继续南下。她没有写信回家，因为“没时间写，也想不起来写信”。一直到了1950年1月，到达昆明之后才想起来给家里写一封平安信。

　　家里父母接到信之后，欣喜若狂，赶紧把她的牌位扔掉。村里有人要到云南去，她母亲死活也要跟着一起去，说：“俺闺女还活着哪！我一定要去看看她。”这位农村妇女此前从没有出过远门，除了畜力车，没坐过汽车与火车。为了看闺女，她坚持坐车到了武汉，但强烈的晕车使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最终，她返回了山西沁源。母女俩无缘见面。

　　“母亲病重”急电

　　把她催回老家

　　1959年12月，已经结婚生子的李星兰收到一封加急电报。电报是留在老家的弟弟发来的，上面只有八个字，“母亲病重，接电速回！”她立马拿着电报去找领导请假，领导说：“你回去吧。除去路上的时间，允许你在家住10天。”

　　李星兰回家时，适逢春节前。那个时候火车的拥挤程度，比现在的春运好不了多少。绿皮火车里挤满了人，李星兰一直从昆明站到太原。她身体本来就虚弱，被折腾出病来，发烧烧得很厉害。到了太原，幸亏有个叔叔把她接到家里养了10天病。但她也因此没能赶回家跟父母一起过春节。

　　回家的那天，下着大雪，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身穿绿色军装的李星兰正在雪地上艰难行走，一个老乡赶着马车走上前来，问她从哪里来。李星兰告诉他，从昆明回来的。老乡很惊讶，连连说：“俺孩活着回来不容易！快坐上来，我送你回家。”

　　一进家门口，李星兰先叫弟弟的名字。她离开时弟弟才5岁，再见面已是个大小伙子了。弟弟出来一看是她，转过头来向屋里开心地大喊：“我二姐回来了！”

　　李星兰的母亲流着泪，哆嗦着手，摸索着走出门。李星兰跑上去抱住她，母亲一个劲儿说“活着回来就好”。两个人抱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而这时她才明白，母亲并非病重，只是太想念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