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科背后是朱清时为南科大题写的“致仁书院”。本报记者 吉祥

　　温水中的青蛙?

　　虽然今年4月24日才获教育部批准去筹转正，但在提前批进行录取的南科大，还是在8个省超计划招到了188名新生。南科大官网形容此次招生工作“圆满完成”。因为，录取的新生不仅高考成绩优秀，而且平时学业成绩和能力测试成绩同样优异。他们的高考平均分超出一本分数线69.475分，横向比较的话，已达到985高校的中上游水平。

　　看到这条信息时，一直关注南科大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一点也不欣喜，他不无担忧地说，用录取分数线来评价自己的江湖地位，是内地高校的普遍做法，南科大就像是温水中的青蛙，“开始满足于用当前的各种指标来评价自己”。

　　早在南科大获教育部批准“去筹转正”时，外界就认为南科大被纳入了既有的高教管理体制:它的学生将通过高考产生，毕业后也将由教育部颁发文凭。当时，熊丙奇为南科大列出了两种选项:如果南科大实行集中录取，则表明其确实被收编；而如果南科大采取自主招生，则表明南科大的改革希望还在。

　　实际上，朱清时最初的设想也是自主招生，但南科大招生方案的决定权在教育部。最终出炉的招生政策为高考成绩占60%，自主招生考试成绩占30%，平时成绩占10%。朱清时将这一让步视为一种策略选择，但他重申，未来南科大会逐步扩大自主招生成绩所占比例。

　　这已不是南科大第一次与现行高考制度博弈。去年5月，教育部要求南科大教改实验班45名学生参加高考，冲击到了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主张。南科大虽多次争取变通的办法，却只能按教育部指令行事。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学生参加高考等同于与改革背道而驰。6月7日这天，没有一位学生走进设在南科大的高考考场。

　　“去行政化”争议

　　2011年6月17日，媒体爆出南科大内部发生严重分歧，参与创校的三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宣布退出。三位教授认为，南科大诸如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等设想停留在口号层面，而制度设计等工作却进展缓慢。

　　这一事件对南科大和朱清时本人均带来很大打击，质疑随之而来，处在风口浪尖的南科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朱清时在回应中解释，创办南科大得考虑内地实际情况，不可能按照香港科大那样待万事俱备再招生，必须在机会到来时迅速行动。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南科大“去行政化”主张。当年4月，深圳市委组织部发布南科大副校长选聘公告，公告里特别注明未来南科大的副校长为“正局级”，这与朱清时“管理工作岗位不设行政级别”的表态明显相左。联想到南科大一贯的“去行政化”主张，这更加让人难以理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微博中说，这是对南科大宗旨的讽刺，“如果任其下去，南科大休矣。”朱清时本人虽对政府做法感到意外，但并未就此事过多表态，“不方便多说”。

　　曾在中科大、清华大学任教的张贤科对“去行政化”有另一番解释。“去行政化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张贤科认为，“行政化”的反义词是“学术化”，去行政化关键是思想上的去行政化。

　　在张贤科的理想中，一个去行政化、推崇学术化的大学，应该是这样的:整个学校里的气氛是学术导向，包括培养出的学生，不会只想当官、挣大钱娶美女，而是去攀登科学高峰。“所以去行政化不光是大学的问题、老师的问题，还有学生的问题。”

　　南科大理事会制度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按照南科大起初的规划，理事会由政府官员、学校教授、社会贤达等组成，负责学校办学的大方针，而最终的理事会成员中，有多位政府部门一把手的身影。南科大理事会召开当天，发生了成员对理事会如何操作不知晓的尴尬，一度让朱清时感到非常纠结，但他对外解释，这一做法是为了保证理事会的决议得到政府的同意。

　　未来可否期待

　　暑假后，南科大的教师规模将达到75人，随着南科大学生数量的增加，这一数字还将扩大。南科大最终的学生数为8000名，教师将达到1000名。在朱清时的规划里，南科大不会局限于现有的五个系，将设置更多工程类的系，构建比较牢固的基础科学学科框架，并建立跨系的研究基地。

　　如今，朱清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少了改革起步时的急促，他意识到理想的东西很难一步到位实现，“尤其是教育改革这种复杂的事情，每前进一步都要取得共识，要不然就会摔跤。”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也指出，南科大要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国家教育部要放权，把南科大作为一个特例，实行特事特办，赋予其独立的办学权，“包括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和自授学位，从政策上支持该校大胆改革试验。”他同时提醒，“朱清时校长任重而道远，教育不解放，他任期内难有大的作为。”

　　熊丙奇则指出，南科大未来的走向，一方面取决于国家教改走向，另一方面取决于深圳市政府与南科大的关系。“只要国家修订学位条例，明确自授学位的条件，同时建立全新的学历学位认证体系，不但为南科大的改革提供了可行的制度环境，也给所有高校的改革提供了全新的空间。”

　　深圳市政府与南科大的关系，则体现在南科大章程的制定中。熊丙奇说，转正之际的南科大，应当制定一份可以作为范本的大学章程，并纳入立法程序。

　　“当有了南科大章程，政府、学校、教师、学生权责明晰，大学理事会、大学校长的遴选、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就都有了明确规范。”熊丙奇说，这能保证一所学校的走向不因校长的变化而变化，一所学校的文化由于制度的维护而传承，“这样的大学，未来就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