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富达，现任台盟中央名誉主席，解放战争台籍老兵。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郭思远摄

徐兆麟，原全国台联会副会长，台籍老兵返乡协进会会长，解放战争台籍老兵。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郭思远摄

黄清旺，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闽南话播音员，解放战争台籍老兵。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郭思远摄

　　【编者按】狼烟四起，烽火连天，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或许只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而对那些亲历战争的大陆台籍老兵来说，战争带来的刻骨铭心的真实滋味，概莫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真切体会。

　　如今战争岁月已远去，但他们都在以自己方式，记录那个岁月发生的故事。中国新闻网台湾频道推出主题策划《战争与和平，台湾籍老兵的故事》，寻访曾参与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的台湾籍老兵，揭示历史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战争与和平的烙印。

　　中新网北京7月30日电（郭思远）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历史翻过新一页。那一天，有两位正在念华北军政大学的年轻台湾籍士兵站在观礼台。一位是台湾新竹高山泰雅族人田富达，一位是台湾苗栗人黄清旺。

　　同在彼时，台籍士兵徐兆麟正在上海台湾干部训练团学习，而曾参与过抗日战争的两位台籍士兵杨美华和何标，在1949年10月前后，分别赴福建和上海开展对台工作。

　　这个时刻，也迎来了台籍老兵的人生转折……

　　【台湾生活】日据时代寒苦童年，受骗当兵

　　回溯历史，台湾经历漫长的日据时代，社会矛盾不断上升，当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台湾经济濒临破产。在台籍老兵印象中，他们的童年生活与贫穷联系在一起，学习受日本奴化教育，参军多因受欺骗。

　　寒苦童年

　　台湾高山泰雅族人田富达，原名尤明·巴都，1929年出生在新竹，现任台盟中央名誉主席，1949年毕业于华北军政大学，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大典。

　　1936年，田富达7岁时，他父亲因伐木时从树上摔下来，背后脊骨摔断，导致卧床不起，此时，全家的生活重负都落到他母亲身上。8岁时，他母亲生下了他最小的弟弟，生计所迫，三天后就下床干活儿。

　　“那个时候是11月，生了(弟弟)第三天后，就到地里去挖红薯，要吃的啊！第三天她就病了，吐血三天，每天早上都吐一次，然后就不行了，血就吐不出来，卡住了。”田富达说到这，声音哽咽。

　　田富达有8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五，但由于生活环境差，老二、老三和老四(大姐)在他出生之前就夭折了，老六(妹妹)、老七和老八也先后夭折。田富达说：“妹妹5、6岁时，我记得我还背过她！”

　　那个岁月，祸不单行。10岁时，他父亲也去世了，他和大哥成了孤儿，便只有投靠舅舅家。他13岁才开始接受日本式教育。

　　比田富达大两岁的黄清旺，1927年出生在台湾苗栗，曾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闽南话播音员。1949年毕业于华北军政大学，同年出席开国大典。

　　“那个时候非常苦啊！”他说，“种水田是挺累的！家里的这些农活儿干完了，还到外面干零活儿去，什么都干，15、16岁就要干大人的活儿。”

　　黄清旺12岁才上小学，在四年级时，就是上午读书，下午四点多就要干活儿去。“我们那里有火车站，仓库里有米，需要搬到车厢，一包一分钱。我就去背米，一天能够挣到7、8分钱。从四年级开始，我就自己挣学费。”

　　与田富达是新竹同乡的徐兆麟，1931年生，原全国台联会副会长，台籍老兵返乡协进会会长。

　　他生活在一个采樟脑的普通家庭，由于樟脑是日本专卖局管的，对台湾采樟人压榨的很厉害。“当时，我父母的劳动报酬去养不活一家人，我有3个妹妹在我近学校读书前，先后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去了。”

　　他7岁时，他父亲改行当了林业工人，母亲靠打零工养活他和他哥哥。但因林业工人经常迁移，而他和他哥哥又在宜兰县三星镇读书。有一次，父母被要求迁移到花莲县林场，怕他们难过，就没有直接告诉他们，让别人转告他们找工头家寄宿。

　　“工头说我父母不在他们林场干活了，我们在工头家住了十几天就被赶了出来，这样我们就成了流浪儿。”徐兆麟说。

　　后来，他哥哥有个同学，把他们的遭遇给他母亲说了，同学的母亲收留了他们。徐兆麟说，“这位大娘心底非常善良，家是中甘蔗园的，是一个寡母，我会记住她一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