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李星言 报道
谈科研
科研工作从来不讲条件,艰苦是再正常不过的
“搞科研,就要静得下心,吃得起苦。现在有些年轻的科研人员都吃不了苦,也不愿意一门心思搞科研,频频接很多商业合作,这样怎么可能出成果呢?”尹文英直言。
她身上有着那个时代众多老科学家们的共性——专一、坚韧。在她看来,不管年代变迁,这样的性格特质是科研人员所必须具备的。
“我跟着尹老师近20年,不管是野外采集还是实验室研究,条件再艰苦、任务再多,也从没听到她叫苦叫累,要知道,那时候她已经是70多岁了。”学生回忆。
在尹文英看来, “科研工作从来不讲条件”,艰苦是再正常不过的。
“现在的年轻人是爱一行就做一行,我们那时候是做一行才去爱一行,既然让我去做这份工作,我就要好好做,不能马虎。”
谈爱好
很多人觉得不可理喻,昆虫有那么多毛,多可怕,可我就是觉得有趣,乐在其中
几乎每个初见尹文英的人,都会惊叹一句,“老太太真看不出是90岁的人! “
面色红润,双目有神,花白短发整齐地捋在耳后,一口标准普通话又快又响,思维缜密、中气十足。
别看老太太做研究时一丝不苟,业余的兴趣爱好还真不少,年轻时是个运动健将,排球、篮球打得很棒,还是校队选手。
“我以前还是个集邮迷呢! ”尹文英微笑着,弯下腰,从被各种科研资料挤得满满当当的柜子里翻出四五本集邮册,“以前还费好大劲搜集了好多关于动物、昆虫、蝴蝶的外国邮票,可惜文革时都被抄了,现在每年订一本集邮册,过过瘾。 ”
就连集邮,也喜欢昆虫的主题,尹文英觉得这是专业使然。
“很多人觉得不可理喻,昆虫有那么多毛,多可怕,可我就是觉得有趣,就拿原尾虫来说,它小得肉眼都看不大见,可每一根毛都有不同功能、每一对感觉毛的形状都不一样、区分出这些细微特征,就能把一种昆虫和其他昆虫区别开来,每当有了这些发现,我就觉得乐在其中。 ”
谈家庭
婚姻很简单,别把经济上的事儿掺和进来。后来我孩子长大了,我也和他们说,要是处了个对象特别追求物质,要这要那的,那就别结婚了
尹文英是个很达观的人,工作时再艰苦的条件、再大的困难,都能乐呵呵地一语带过。只是在被问及家庭的时候,顿了顿,“儿女们从小是嫂嫂带大的,小时候和我老伴比较亲,长大了才跟我亲起来的。 ”
“孩子们小时候老是觉得我工作第一,不太关心他们。 ”尹文英想了想,摇摇头,“谁能对自己的孩子不亲呢?只不过关心的方式不同。 ”
话毕,静默了一会儿。
尹文英的丈夫夏凯龄先生是我国蝗虫和白蚁分类学和防治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两人1950年早春喜结良缘。婚后长达13年的时间里,两人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搞科研,聚少离多。
在无锡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当尹文英发现自己怀孕后,仍与同事们在鱼塘中起早摸黑地工作,直到临产的那一刻,两位同事慌忙抬着她,从单位赶了很远的路到医院。儿子出生后,先是由奶妈、而后是由夏凯龄的大嫂来上海帮助照料孩子,两口子则常年在外地搞科研。
“只要能让我工作,怎么样都行! ”那时候,尹文英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时她的工资统统贴在奶妈身上,夏凯龄的收入则用来应付全家日常生活开销。
尹文英顿了顿,继续快人快语,“婚姻很简单,别把经济上的事儿掺和进来。后来我孩子长大了,我也和他们说,要是处了个对象特别追求物质,要这要那的,那就别结婚了。 ”
谈时弊
科研要尊重实际,考评的主要指标应该是解决符合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
尹文英快人快语,对目前科学界的一些流弊,并不讳言。
“如今社会上有一股浮躁之风,科学界也有,这都是 ‘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在作祟,搞科研还是要心无旁骛才行,别总想着满足物质欲望,难道非要住大房子才能做好工作吗?我当选院士以后也有很多机会要求兼职或合作,可我一概拒绝。一辈子能把一两项工作做好就不错了。” “不肯老老实实做学问,成不了好的科学家。”
而对于科研方法,她也有自己的观点: “虽然现在各种新兴学科、新兴科研方法很多,但不能一下子把那些尊重实际、尊重实践的老方法全给抛掉。科研要尊重实际,不能把发表多少论文作为考评的主要指标,而应该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尤其是解决符合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来考量。”
■大事记
1922年10月18日生于河北省平乡县大时村
1947年毕业于前国立中央大学生物系
1947年任前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助理员
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
1956年“中国淡水鱼类鱼病防治”集体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1963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副研究员,在浙江天目山首次采到原尾虫
1968年-1970年文革时期,被隔离审查一年,下放劳动一年,食堂劳动半年
1973年重新开展原尾虫分类学研究
1977年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称号
1977年-1996年第七、八、九、十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
1980年参与《昆虫学研究集刊》创刊
1981年任研究员,应邀加入美国纽约科学院会员
1983年、1989年两次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1986年主持的“原尾虫分类系统的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参加的《中国淡水鱼类寄生虫论文集》获中科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87年-1991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亚热带土壤动物研究”
1988年主持的“原尾虫系统分类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应邀加入英国皇家昆虫学会会员
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后改称为院士)
1991年应邀参加日本热带生态学会会员
1993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
1994年主持“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的研究”获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98年获香港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1999年 《中国动物志:原尾纲志》和《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中、英文版出版
2002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名誉馆长
2011年 《尹文英文选》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