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讯 金陵晚报记者报道 即将于2014年举办青奥会的南京，在历史上也曾是一座与中国奥林匹克事业很有渊源的城市。在近现代史上中国参与奥运会的历程之中，南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长期以来，这个领域的诸多历史细节一直鲜为人知，迄今大部分仍未被从尘封的史籍里挖掘出来。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会员、南京文史研究者胡卓然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并将他查阅到的隐秘南京奥运往事，与“老南京”版的读者分享。

　　成立大会借用“东南大学体育馆”

　　说起南京与奥林匹克事业的渊源，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民国时期的中国“国家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于1924年7月5日在南京成立的。

　　民国初期，中国各种体育组织的管理权力、大型运动会的会务工作几乎都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中国体育界急需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来实现“华人自管体育事业”，收回运动竞赛主办权的目的。但是，来自国内不同区域的体育界人士，在众多问题上分歧严重，使得筹建会议一直陷入各种争论之中，多次创建的努力均未成功。

　　1924年5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武昌举行，来自国内五个地区（华东、华西、华南、华北、华中）的体育代表们倡议成立中国人自己的全国体育组织，中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先驱张伯苓、王正廷等人也尽力推进此事，终于促成了有关成立会议的召开。但是，此次努力依然以失败告终。不过，此次运动会期间，来自各省体育界的人士在湖北省教育厅开会，决定：“俟七月三号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时，再着各省代表开成立大会”。

　　1924年6月9日，《申报》又为7月初的成立大会发出预先报道《全国体育机关在宁开成立会》：“当由各省代表议决合作，共同组织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其名称另行酌定”，“定于七月三日乘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之时，赴宁举行成立大会”。

　　“组织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在了南京这座古都身上。

　　1924年7月2日，计划中的成立大会即将召开之际，《申报》又一次以报道的形式预告《中华体育联合会将成立》。报道称中华体育联合会“定于七月四日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报道还记载，开会地点计划借用“东南大学体育馆”，“将于该馆设立招待处”。

　　根据这一篇报道可知，正是在7月2日晚上，参与筹备工作的卢炜昌（著名的“精武体育会”负责人之一）、侯可九（当时著名报人，曾任《民国日报》负责人）已提前乘坐夜班车赶赴南京，布置有关一切会务工作。中国体育界人士梦想已久的“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其成立工作终于在南京紧锣密鼓展开了。

　　体育联合会终于“出世”

　　1924年7月6日和7日，《申报》连续两天报道了7月4日和5日成立大会的详细情况（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新闻报道发出比事件发生延迟一到两天是很正常的）。

　　7月4日晚八时，来自各地的体育界人士六十五人，借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召开成立大会。但是，7月4日晚上的会议还是没有来得及最终完成成立工作。在章程讨论的过程中，“时间不敷”、“不及讨论”，于是“定于七月五日下午四至六时，在原处续开会议”。

　　鉴于此前中国体育界多次开会，仍未能完成成立工作，报道4日会议情况的记者专门在新闻里写了一句：“此次似有成立希望”。

　　这“成立希望”在当时已萦绕于关注中国体育事业的人们心中很久了，这样的希望也在次日于南京真的成为现实。

　　7月5日下午四时，成立大会在东南大学化学教室继续召开。担任会议主席的张伯苓显然是担心会议又会久拖不决，首先发言给代表们提出了建议。

　　《申报》关于5日会议的报道记录了他发言的大概内容：“为时间经济起见，诸位说话时，务求精要，勿多发议论。盖会章不过一纸空文，最重要者，为将来实际上之做事”。

　　按照张伯苓的构想，大会在迅速讨论了组织架构等问题后，选举“张伯苓、郭秉文、陈时、聂云台、方小川、沈嗣良、郝伯阳、卢炜昌、穆藕初等九人为董事”。在选举结束后，张伯苓随即发言宣布“董事既已产出，我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即为正式成立”。

　　至此，在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化学教室里，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就此在南京成立了。

　　记者在题为《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成立》的新闻报道之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论：“当日秩序极佳，绝无争执。盖各代表经数次会议，毫无结果，均感受无上之苦痛。此次若不成立，再无人敢发起此会；即有人发起，恐亦无人再愿与会”。

　　在中国的体育事业正在起步的关键阶段，却一直没有全国性体育组织的历史背景下，此次成立大会终于在当时还不是民国首都的南京顺利召开。中国从此有了一个“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

　　国际奥委会确认其身份

　　“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的名称，随后又被“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正式名称代替。现在可以查到的，该会成立一年后，于1925年8月12日上午九时，召开的临时董事会会议记录。会议记录上虽还记录了张伯苓“略述去年本会在南京成立之历史”，而该组织名称已使用的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协进会”在当时常常代替“联合会”、“协会”等作为组织的名称使用。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的时候，国内即有工界协进会、农业协进会、教育协进会等有影响力的组织，有学生联合组织也称“同学协进会”。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的几年中，正式成为当时中国的“国家奥委会”。据担任过“中华台北奥委会”秘书长的汤铭新回忆，其于上世纪70年代查询的国际奥委会1926年4月公报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的通讯地址已明确被记录为当时“中国奥委会”的通讯处地址。

　　而据曾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1947年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在《奥运会与中国》一书里回忆，1931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中国运动员可以开始参加奥运会了。

　　因此，我国参与奥林匹克事业的开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民国时的中国奥委会），其组织的成立历史，是与南京紧密不可分的。 胡卓然

　　来源：金陵晚报编辑：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