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三坡镇百里峡，楼房、道路均被冲毁。新华社发

大桥被冲断，村民只能坐在皮划艇上拉着钢丝过河。本报实习记者赵恩泽摄

　　7月22日凌晨，拒马河发出轰隆的怒吼，高达四五米的洪峰席卷了野三坡景区，13条人命消殒，还造成了3.82亿损失。

　　从1985年开发至今，27个年头，穷沟僻壤变成宾馆林立、庄园密集的旅游区，朴实憨厚的庄稼人变成精明的商人，野三坡发展为远近闻名的5A级景区。

　　但她似乎走得太急，向拒马河索取得太多。“7·21”洪水像利刃，给曾经风光旖旎的野三坡划出一条红线，也划上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伤口可愈，疤痕难消。

　　洪水

　　村庄成为孤岛，人们远离了汽车味道，开始步行、划船甚至骑马与外界互通有无。

　　野三坡上了年纪的老人们都说，此生他们从未见过这么恐怖的洪水。

　　7月22日凌晨，洪水咆哮着冲向他们的村庄，人们认为坚不可摧的钢筋混凝土顷刻间淹没在波涛之中。人和动物都在不顾一切的逃命。大桥断了、房子塌了，围困在山上的人们，在黑暗中听着洪水发出的怒吼，听着“咔嚓咔嚓”钢筋房梁折断的声音，只能手拉着手瑟瑟发抖。

　　雨后太阳升起，洪水向人们展现了它惊人的摧毁力：公路被切割、拧旋、掀翻成一块一块，满目疮痍；拒马河中的拦水土坝、水上乐园大多被洪水席卷；紧邻河道而建的宾馆内成泽国，物品尽毁，房基侵蚀掏空，高楼已裂缝下陷；河边的玉米秆和树木像被梳子梳过一样整齐地俯身贴着地面。

　　野三坡的大山恢复了平静，只有残缺的广告牌在告诉人们这里曾有过的喧嚣。村庄成为孤岛，人们远离了汽车味道，开始步行、划船甚至骑马与外界互通有无。

　　打捞队在河水中寻找那些被洪水卷走的人，一具具尸体被捞出来，被水泡得都认不出模样，人们承受失去至亲的痛楚抱头痛哭。

　　此时的拒马河洪峰已退去，仿佛一个闹完脾气就安静下来的孩子，静静流淌看着发生的一切。

　　这一个个画面，王宝义在家中的电视上反反复复地看着，这个已81岁的老人，双手发抖，嘴里不停地嘀咕：“怎么会？怎么能这么惨？”

　　他觉得，“看到野三坡受灾，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受伤一样心疼不已”。

　　“流油”

　　“这些人从城里来‘流油’的。”“旅游”这个词，刚刚挂在山里人的嘴上时，被生硬地按照乡音理解为“流油”。

　　“没有王宝义，就没有野三坡。”整个野三坡景区，都流传着这句话。

　　王宝义曾是涞水县文化局副局长，曾走遍涞水周边近300多个村庄，给村民们放电影。

　　1983年夏天，年过五旬的王宝义前往十渡检查电影放映工作，见到了前所未见的一幕：在僻静的山区公路两旁，出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当时非常流行的喇叭裤，骑在毛驴上，引吭高歌，一路欢声笑语。

　　当地的村民说：“这些人从城里来‘流油’的。”

　　“旅游”这个词，王宝义闻所未闻，当它刚刚挂在山里人的嘴上时，被生硬地按照乡音理解为“流油”。

　　“流油”的概念一旦钻进了王宝义的脑海中，他就想到了野三坡：十渡能搞“流油”，山清水秀的野三坡为什么不能呢？

　　他向县里的领导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带领着为数不多的几个手下，开始了景区的艰难建设。1986年7月，北京一家媒体发了一篇小消息：《京郊野三坡对游人开放》。

　　“豆腐块般大的新闻，却让我感受到信息爆炸的威力，还被炸得遍体鳞伤。”王宝义说。

　　消息发出之后两天，5000多游客找上门来，接下来一天7000人，再一天已经上万人。北京的游客挤下火车，将上庄、苟各庄这两个四等小站的站台挤得水泄不通。

　　当时苟各庄村民张庆义（化名）的眼前，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穿着时髦、体面的城市人，他眼花缭乱，同时不知所措。

　　他牵着一头小毛驴问下车的游客们：“你们来做什么？”

　　“来玩的，看看山水。”游客回答他。

　　张庆义差点笑出声来：“这么个穷山沟沟有什么可看的？”

　　当时的野三坡景区主要由苟各庄、上庄村、下庄村、都衙村等几个主要村庄组成，都是些特困村，庄稼人每年就靠在河边的耕地上种点玉米和水稻过活，人均收入70多元。

　　贫穷和封闭让这里的农民毫无商业意识。当晚，野三坡度假村住满了游客，连餐厅都变成了临时客房。其他游客中，有一对夫妻敲响了张庆义家的门，想借宿一晚。张家人马上腾出了家里的大土炕让夫妻俩睡，张庆义和媳妇在厨房打了个地铺。

　　“第二天，夫妻俩说要给钱，我摆手坚决不要。”张庆义说，“抹不开那个脸”。

　　而淳朴的村妇们，看到穿着泳衣泳裤出现在河岸边的游客时，“都捂着脸躲得远远的”。

　　过于憨厚的村民也让王宝义犯愁，他带领着村民开始将“旅游”变成有油水的“流油”。他让村民牵着小毛驴去将游客接回家，腾出自己的大土炕，“一个大通铺，能睡七八个人”。

　　几天以后，局面就发生了变化。“贫困的人们，往往在经济上的反应是最敏感的。”王宝义说。

　　张庆义记得，很快野三坡的庄稼人，就开始展现出他们的智慧：当时五分钱一个的鸡蛋卖到了两角钱，连山上的野生杏子、葡萄都被村民们摘下来，因为没有秤，就用碗量着卖。“慢慢的，‘山杠子’都变成了‘京油子’”。

　　开始“抹不开脸”收钱的张庆义，将家里的三间小土房腾出了两间，“两个大通铺，挤挤能睡20来人。”一人一晚5角钱，包吃住则两元。

　　抢河

　　在金钱和利益驱使下的竞争，一些人原有的劣根性滋生出来。

　　到了90年代，野三坡的旅游业渐渐发展起来，山沟沟变了，人也变了。

　　“在金钱和利益驱使下，一些人原有的劣根性滋生出来。”王宝义说。

　　苟各庄1200多个村民，原本只有不到200人经营旅游业。大部分村民的房屋都建在山岭间，尚未大面积开发。

　　据前村委会干部罗云辉（化名）透露，1993年开始，村委会制定了一个大的旅游区开发计划，并让部分村民从山上迁到河边，开始建设一条主街道。

　　拒马河河滩往上的山上，原本庄稼人开辟出来种植小麦和玉米的农田，变成了一条十来米宽的街道。靠山一边陆续建起宾馆，当整条街道饱和后，村民们动起了靠河一边的心思。

　　路边离河滩有两三米高，如何建房屋呢？有村民提议，紧靠街道直接在河滩上建房。罗云辉记得，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村委会认可，“交了一定费用的村民就开始盖房”。

　　这样的房屋，从街道进入大门后，地下一层直接到达河滩，二层露出在街道上，“这么奇特的房子，估计也只有我们这里才有”。

　　看着一栋栋几层楼的大宾馆建起来，看着那些老板们，开回来各种各样的名车，“在主街道上奔驰得尘土飞扬”，只有3间小平房的张庆义也“变得心痒痒了”。

　　他贷款40多万，在河滩上也盖起了四层的楼房。当时他的爷爷苦苦相劝，老人见过1963年的大水，他说这个房子搁在当年，就会被大水吞噬。

　　张庆义有些发憷，但看到邻居们已义无反顾地盖起来，他也赌上了。“为了挣钱”。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这场赌博。“平房拆了建楼房，为了接待更多人，又往河滩拓展。”罗云辉说。

　　苟各庄村的村头桥，是通往外界唯一通道，成了商家必争之地。“两三百米宽的河道慢慢变得只有20米宽”。罗云辉说。

　　罗云辉说，在河滩上建房屋，水利部门和国土部门都应该干涉，“但若非建得太靠近河道，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村民们几乎都记得，当时一位村民甚至在河中间建了一栋楼，“水利局、国土局的工作人员要求拆除，但村民抱着楼房不撒手。”如今这栋楼也在洪水中被卷走。

　　更让村民们怨声载道的，是村主任今年在桥南头建的一栋几百平方米的蓝顶房。房子紧邻河道，导致汛期河道改道。

　　“洪水在此处被卡住，疯狂上涨，打了个漩将河滩周围房屋冲毁”。这座已快被蚕食殆尽的村头桥，成了苟各庄村村民心中的罪魁祸首。

　　失控

　　“我们天天劝在河道里建房的村民和开发者，水利和国土部门也经常去阻止施工，然而他们就是不听。”

　　或许是“病急乱投医”造成的盲目性，也许是对景区开发的急功近利，王宝义当时也发现了这个“失控”的苗头。

　　在90年代，野三坡管理层中一名工作人员联系了一名天津客商，在拒马河河道上投资建设一座名叫“天圣舰岛”的旅游设施。王宝义记得，由于初期管理不规范，在他们还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建筑已破土动工。

　　王宝义在工地看到设计图纸时，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主体建筑将占据整个河道的五分之二，其余五分之三的河道也被连接建筑的漫水桥所占据。

　　1990年，涞水县成立旅游局，王宝义成了第一任旅游局局长。刚上任不久，王宝义就收到水文地质工作者寄来的一份水文资料，记录了拒马河自紫荆关到十渡景区千年、百年、五十年洪水的流量和裹胁泥沙量，提醒特大洪水对野三坡景区的影响。

　　王宝义说，这些数据像刻在他的脑海中，时时提醒他，一定要遏制盲目建设的苗头。

　　而这个投资者自行仿照“军舰”设计的建筑物，明显违反了《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等多项法律法规。“这样的设施一旦建成，自身将蒙受巨大损失外，也给景区带来无尽的后患。”王宝义多次劝说无效，政府采取行政手段责令停工，但投资方仍我行我素，官司一直打到省里。在调查处理期间，1996年，一场不小的洪水将“天圣舰岛”顷刻席卷。

　　“漠视大自然、违背自然规律是要交学费的，而且学费将十分昂贵。”王宝义说，这是他当时的深刻感受。

　　然而“为金钱而疯狂”的人们，仍用难以遏制的势头开发着旅游业。从王宝义到王良友两任旅游局局长任职期间，他们都在和河道内的违建房屋作斗争。他们前后共制定了3次旅游规划，而村民和投资商自行扩张，让规划图成了一纸空文。

　　“我们天天劝在河道里建房的村民和开发者，水利和国土部门也经常去阻止施工，然而他们就是不听。”王宝义说。

　　截流

　　占据河道的水坝推高了水位，改变了洪水的流向，截断了河流原有的绵延舒展之躯。

　　哺育过祖祖辈辈庄稼人的拒马河，带来了旅游业繁荣，但已不堪重负。

　　跟王宝义一样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记得，拒马河曾清澈见底。用年近7旬的刘金山（化名）的话说，一分钱硬币扔到河底，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刘金山是土生土长的刘家河村人，他记得小时候河道宽广，两岸全是绿油油的麦田。但从1998年开始，村委会开始征地搞建设。村中100多亩旱地被卖给了保定人盖楼，200多亩水浇地也在2007年初建成了“山水一方旅游度假村”。2007年至今，刘家河村的宾馆饭店从二十几家发展到近50家。

　　沿河而下，各个村庄情况雷同。下庄村党委书记杨永龙称，从1986年开始，村里便以承包租赁的形式开发拒马河和荒滩，此后许多耕地进入了建设用地的行列。目前村里80%的人都在搞旅游，土地只剩下原来的10%。

　　景区随后陆续出现水上乐园项目，包括水上漂流、水上泛舟、水上汽艇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从苟各庄至刘家河村，不足3公里的路程有6家水上乐园。

　　老板们为了蓄水，不约而同地建起了拦河坝。他们或用石头垒砌，或用水泥、沙子、混凝土浇筑。

　　村民们记得，山水水上游乐园在建室外游泳池时，甚至一度在河中心建起占地面积约1亩左右的小岛，后被相关部门勒令拆除。在他们的记忆中，原本300多米宽的河道，如今不到150米。

　　站在宾馆林立的大街上村民慨叹，占据河道的水坝在洪水来临时推高了水位，改变了洪水的流向；在他们眼中，这成了河道的拦路虎，截断了河流原有的绵延舒展之躯。

　　“房子多了，游客多了，有钱了；而河却浑了，鱼也臭了，不好吃。”刘金山说，走在河边庄稼地，经常能看到四处散落的塑料布、食品袋以及饮料瓶，很多餐馆的下水道污水和粪便都直接排到河里。

　　陈晓强（化名）在野三坡地区负责铁路和电路的安全已20多年，他一点点见证着景区的发展。密集的拦河坝，在他看来是最影响行洪的原因，从野三坡到百里峡大概20公里的河道，就有十几个拦河坝。以前他的安全帽落入水中，很快就被流水冲走，现在水流速度减缓，掉入河中很快就能捡回来。

　　野三坡景区管委会主任证实，景区共有17个拦河坝，高一两米。他称这不影响行洪能力。

　　“倒是河道上的3个道路建设工地对泄洪造成了影响。”该主任称，景区按20年一遇的抗洪标准建设，而此次是50年一遇，水太大了。

　　旅游局也称，这些拦河坝对行洪“没有影响”。

　　然而就在各个部门均表示“不会影响行洪”的同时，7月27日，野三坡景区家家户户收到一份来自抗洪抢险指挥部的通告：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河道及沿线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工程，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河道上兴建任何形式的拦河坝。

　　红线

　　这一次，王宝义觉得老天爷给拒马河两岸的村民“划上了一条红线”，跨过红线的人接受了大自然的惩罚。

　　今日的野三坡，伤痕累累。

　　“这一次，真正是切肤之痛。”看着自己一手抚养长大的“孩子”受到如此重创，王宝义除了心疼，还有信心。

　　王宝义说，这次洪水，既是一件坏事，也是一件好事。他还记得在1988年8月1日，刚刚建立的景区就曾遭遇一起不小的洪水，当时有400多名游客受困，直接损失100多万元。

　　那一次，他们开始认识到“急功近利”的危害，认识到救生设施的不完善，应急措施的不到位。

　　这一次，王宝义觉得老天爷给拒马河两岸的村民“划上了一条红线”，跨过红线的人们接受了大自然的惩罚，那些建在河道中的违章建筑也随水消逝。

　　他希望，这次灾难，能痛醒野三坡那些为金钱疯狂的人们，开始新的规划，重建家园，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对于河道以及河滩上的房屋和娱乐设施，涞水县旅游局局长马树起坦言，大部分都是违建。旅游局在发洪水之前就已制定了拒马河流域的新规划，准备在今年9月开始全面拆除。“这次大水冲走了大部分的违建，剩下的部分近期就将拆除，不留后患。”

　　马树起还是18岁的小伙子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王宝义开始野三坡的开发建设，他对这里同样充满了感情。他说，这是一次灾难也是一次契机，他们要用最短的时间，重新振兴野三坡的旅游业，并且严格按照超5A级的标准，包括道路等基础设施，防洪方面至少按照50年一遇的标准。

　　前天，张庆义将宾馆中被淹的床全部搬出来，码放在门口晾晒，绵延几十米，门口刚清洗出来的白床单迎风招展。他站在白床单后面，说想起了爷爷的一句话：“老天爷有本谱，如果离了谱，老天爷就会让人们遭到报应。”

　　张庆义说，他终于知道，面对自大的人们过度的掠夺，大自然会还以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