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公益基金会是社会互助体制的契约化、制度化安排，而不是在舆论热点中随波逐流、挑肥拣瘦。它不应单纯借助孩子所受的苦难，来获取公众的同情与支援。

　　才让多吉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天使妈妈基金”2010年成立。据媒体报道，该基金共计为400余个孩子做了救治，而2006年其核心成员在美国已成立基金会募款。目前，“天使妈妈基金”主要依靠针对每个患儿进行的募款，共计募集善款超过2400万元人民币，这并不包括美国基金会的部分。从“天使妈妈基金”网站上能查到，一共31个孩子在其救治过程中死亡。

　　“天使妈妈基金”获得如此多的捐款，和她长期借助个别特殊患儿的病情，高调猛进发动社会公募有着直接关系。在中国慈善公益存在不少缺陷的基础上，这样的行为充满风险。2012年7月，“天使妈妈基金”高调仓促发起“救助杜传旺”社会公募行动不久，就遭到巨大质疑，反对的、怀疑儿慈会天使妈妈基金“黑”钱和医院“分赃”等五花八门的猜测都出来了，虽并无严密证据，却在网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一时之间，没有一方有足够证据让公众对此事做出明确判断：既不能简单认为那些质疑就是“非理性的网络暴力”，也不能认为“天使妈妈基金”和收治孩子的医院必然勾结。虽然，“小传旺”事件中，确实暴露出其公益项目的执行程序几乎形同虚设，我们也不能凭此想当然认为，其工作人员利用行善之名，行贪腐与舞弊之实。

　　而“杜传旺事件”过了十余天后，7月25日，“天使妈妈基金”终于在其官方微博发表了关于此事的正式说明。但在我看来，其说明还是自言自语的成分多，直面质疑的成分少。关于财务等问题，依然是讲结果不讲过程，讲成绩不讲程序，讲委屈不讲失误。

　　不可否认，“天使妈妈基金”方面高调而草率地发起社会公募，难免给公众造成以追逐善款为目标的印象。要恢复中国社会对慈善公益的信心，严格的规则和完善的公民监督将是重建中国慈善公益的基础。笔者这里主要论述两点。

　　第一，公益组织在实施社会救助前，首先要评估这个救助项目是否在自己的服务与能力范围之内。公众给某基金会提供捐赠，实际是根据基金会的服务范围来确定自己的捐赠行动；如果一个基金会超出自己的服务范围进行社会救助，便是违背了捐赠人意愿，也违背了自己接收捐赠时的承诺。其次，基金会的能力范围是指，基金会在这个救助项目中，能否最优化地组织社会资源参与救助，最有效率地使用社会善款，帮人帮到“刀刃”上。

　　后者，是公众对“杜传旺救助事件”质疑的起点，“天使妈妈基金”为什么不安排杜传旺到其他医院，而是北京八一儿童医院，一家非独立法人主体的医院？“天使妈妈基金”方面先以北京医疗资源紧张为理由辩解，却得不到公众谅解。在我看来，其实质是“天使妈妈基金”的社会资源组织能力不被社会公众认可。或者说，是公众对“天使妈妈基金”的社会资源组织能力期望过高，乃至转移到对“利益输送”的质疑。如果“天使妈妈基金”能明白，自己是没有金刚钻却揽了瓷器活，我想她们的委屈就会少一些。

　　第二，公益组织在实施社会救助前，需要对救助对象进行评估，包括对病情评估、正在实施的医疗能力和方案评估、家庭收入状况评估、受助对象的受助意愿评估。一般来说，慈善公益基金会总会接到超过这个基金会救助能力的救助申请。如一个“先心”救助基金，每年救助能力是50个孩子，而实际的救助申请人会达到200人。保证项目实施的公平与公正，就要对救助对象独立评估：哪个救助对象需要得到更多社会救助？哪个救助对象更急迫地需要得到社会救助？慈善公益基金会是社会互助体制的契约化、制度化安排，而不是在舆论热点中随波逐流、挑肥拣瘦。后者随机的、偶然的、临时性的安排，是公民个人救助行为的特征，不能作为一个基金会的行为方式。

　　“天使妈妈基金”方面说“我们相信媒体，也相信当地医院”， 而没有对“救助杜传旺”进行考察与评估。对其他等待救助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严重丧失了公平与公正。

　　救助行为实施前，要尊重受助对象的意愿，坦诚告诉受助对象接收救助后的责任、风险与义务。如果未经被资助对象同意而强行施善，就是不尊重，和黄世仁抢“喜儿”做小老婆没有本质区别——喜儿嫁到黄家，必定好吃好喝而且天天都有二尺红头绳。“天使妈妈基金”被公众诟病最多的，正是事先与孩子的监护人缺少坦诚和全面的沟通。在许多公众看来，其成员采用的叙事策略是——杨白劳如果反对，必然是那个不爱自己孩子的罪恶父亲。这次“救助杜传旺”事件中，原本一度要结束的“口水战”又因“天使妈妈基金”的支持者宣布孩子的亲属卷款逃走而再起波澜，之后经过家属澄清只是误会，才算勉强平息。但是，“天使妈妈”与被救助的孩子亲属交恶，这在熟悉“天使妈妈基金”的公众眼中，已成为基本路径，类似情形早已被“好事者”预测画圈。

　　假如小传旺遭受摧残并没有被夸大，没有经过媒体人的包装，他是否还能得到应接不暇的无私帮助？“天使妈妈基金”一贯采用的这类救助和筹款方式令人担忧。制度化的做法是，在救助成功后，公益机构把“小传旺”放入自己的救助案例中，通过这个典型案例的介绍，以自己的作为，去为自己的机构争取更多捐赠人支持，以此募集更多善款，帮助更多孩子。而决不应单纯借助孩子所受的苦难，来获取公众的同情与支援，孩子在什么时候都是需要尊重的。今天，大家也许应该考虑，当经历了这么多的关注与风波之后，对杜传旺本人会有什么影响？

　　不得不说中国慈善公益已经到了制度变革的十字路口。“救助杜传旺”不是孤立事件，很难想象这次事件会对中国社会的公益发展造成什么影响。在这里，笔者不再讨论“天使妈妈基金”的做法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问题需要民政、财政和税务方面的相关部门出来做相应的“行政解释”。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民政部《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试行）》已正式印发，期待这部关于规范基金会接收和使用捐赠行为，基金会的交易、合作以及保值增值行为，信息公开等方面的规定，能在实践中有效纠正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某些乱象。

　　（作者系资深公益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