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楼旁的三轮车夫。易社强拍摄于1980年

东风百货商店旁卖菠萝的商贩。易社强拍摄于1980年

游客在西山龙门游玩。易社强拍摄于1980年

易社强教授到过云南很多地方，拍下了大量展现民族风情的照片 ■ 都市时报记者 文若愚

　　■ 都市时报记者 温炜鑫

　　易社强，1949年后中美学术交流第一批美国交换学者，第一个来昆明的美国教授、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的学生；1980年时住在昆明的五个美国人之一。

　　今年，是易社强的云南史学之年。他所撰写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被评价为西南联大研究史上最优秀的一部。他以史学家的眼光旁观了昆明30多年。

　　一个美国学者眼中的昆明发展史是怎样的？

　　因研究西南联大与昆明结缘

　　在美国，易社强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但因为写了一本研究西南联大的著作，他在中国声名渐隆。

　　50多年来，易社强一直研究中国历史，直到今年年初《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以下简称《联大》）简体中文版的面世，77岁的他才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其实，他还有更多故事值得分享。

　　对易社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站在路边观察行人的外国人。他高大魁梧，头戴圆顶有一圈外沿的帽子，双眼神采奕奕，看不出这是一个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

　　他的家在翠湖北路，客厅里的大件东西很少，清一色的中国风装饰，电视上方的墙上挂有一幅书法“难得糊涂”，清新雅致；相对的这面墙则是刘禹锡的《陋室铭》，飘逸利落。“这是岳父岳母送给我的，和这个房子很搭调。”房子阳台对着翠湖，不过视线被一栋房子挡住了。

　　易社强的汉语十分流利，几乎不会出现词不达意的情况，也不会出现偶尔夹杂英文单词的情况。他说，这得益于1959年到1962年在台湾的生活和学习。他喜欢利用手势和语调变化来配合自己的讲话，讲到别人跟他说过的话，他甚至会绘声绘色地模仿。

　　采访中，易社强特别强调真实、准确。他告诉都市时报记者：“如果采访中有我不了解的话题，那对不起，我不能回答。”采访中谈到老昆明时，他找来拍的照片，因为“我的记忆可能会出错，照片的记性更好”。问及一些细节，若不是他亲自听到、看到的，那他一定会给出信息来源；没有信息来源的话，他会反复强调“这是小道消息哦，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易社强如此求真、求实，也难怪他会在《联大》的简体中文版的序言中写道：“读过之后，我期望读者能说本书‘言必有据’。为了验证史实，我曾竭尽所能。”

　　《联大》一书，易社强花了20多年写成，好评如潮。这本书虽被冠以“学术专著”的名号，但已成为普通读者认识西南联大的最佳选择。

　　“去昆明是一个梦，美梦。”这个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易社强心中发芽。1973年，他放下原本专注的“中国的学生运动”研究，将目光转向西南联大，着手为联大立传。“写联大校史如果不去昆明，那是多么大的遗憾。”

　　但是，受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直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来昆明的梦才不再遥不可及。1980年，易社强圆梦了。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走遍了老昆明的大街小巷，他的英文日记和黑白照片上记录的都是老昆明的生活。在工作之余，他还结识了共度下半生的伴侣。

　　昆明哺育了西南联大，联大的印迹和它的不少校友都留在昆明。《联大》这本书中单列了一章“联大与云南人”，详实介绍昆明的自然、人文与社会环境。这正是根据1980年的实地采访与联大校友的回忆而写的。《联大》附页的采访清单显示，易社强在昆明采访了20余人，占到采访总人数的1/5强。1980年的昆明之行，对他完成《联大》的意义不言而喻。

　　今年3月，《联大》英文版，即《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面世14年后，大陆读者终于等来了简体中文版。该书甫一出版就受到热捧，6月已经再次印刷，同时毫无悬念地登上了各大媒体盘点的“2012年上半年好书榜”。

　　在美国，易社强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很少接到媒体的采访邀请”。但因为《联大》，他在中国声名渐隆，学界奉其为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权威，“迄今为止的最佳联大校史”是《联大》一书最常见的评价。除了学界，《联大》还赢得了普通读者的青睐，“联大”不再只出现在学界研讨会、精英分子的谈论中。易社强自己也未曾料到，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竟会给自己的晚年带来如此荣耀。

　　1980年的昆明是什么样子？

　　金碧路法式面包店、友谊商店、外汇券、用票才能买的自行车、单位分配的房屋。这些细节镌刻在易社强的记忆里。

　　1980年，正值“文革”之后与改革开放的过渡时期，物质贫乏，新时代的气息在昆明还很难觅得。

　　易社强是幸运的，在中美学术交流的中方组织单位——中科院领导的游说下，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承担了接待任务。此前在北京时，北大、清华相继拒绝了中科院提出的接待任务，因为在1980年接待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对学校来说绝对是烫手山芋。这与当年龙云对西南联大迁往昆明的态度有点像，虽然有期待，但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担心“外地人”给自己带来麻烦。

　　热牛奶里放鸡蛋，是易社强1980年4月来昆明时吃到的独特早餐，令他印象深刻。当时，昆明师范学院的4位代表，包括书记和一位副校长前往火车站迎接他，这顿早餐是对待外宾的礼遇，他知道接待人员处处费尽心思。

　　到昆明的第三天，学校的人给易社强搬来冰箱，但没过几天冰箱就不制冷了，也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整个昆明也找不到会修冰箱的人。没办法，学校只好给他换了一台。易社强发现冰箱门上赫然写着“物理系”，显然，这是物理系实验室用来冷藏实验器具的冰箱。后来他才得知，别说普通教师了，当时就连校长家里都没冰箱。

　　易社强每天的早餐都靠金碧路上一家越南人开的面包店，因为昆明只有这家店有“浓浓的地道咖啡”，还有长条的法国面包。每逢周六，易社强会骑自行车从北边的住处（现在的一二一大街附近）前往这家城南的面包店，买足够一周吃的面包和咖啡豆。不过这不算费劲，因为步行从城北到城南也只要半个小时。

　　易社强还记得，光顾面包店的本地人总是坐在一楼喝咖啡，以老头居多。二楼则是外国人的天地，一些外国人会在那里倒卖外汇券，因为外汇券可以买到昆明人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在东风百货商店的顶楼（五楼）有一个友谊商店，门口有人守着，只允许外国人和高级干部进入，友谊商店只认外汇券。“里面有奢侈品，我只记得在里面买过巧克力。”

　　“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和黄包车。汽车非常罕见，自行车也不多。昆明的公共交通相当落后。大多数人出门都是步行。代步工具除了以木炭为燃料的公共汽车，就是马车了。”这是《联大》书中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昆明交通的描写。

　　到了1980年，马车仍然在环城北路频繁出现，因为这是乡下人进昆明的必经之路。不过，当时自行车已经取代马车，成为昆明城里人的主要交通

　　工具，但买辆新自行车不是件容易的事。多方打听后，易社强得知买自行车需要向单位领导申请，需要自行车票……他不知道走完这些程序后自己还在不在昆明。当学校得知这位外宾的想法后，便安排专人负责此事，最后易社强在东风百货商店的仓库里选到了一辆满意的自行车。回到住处，院子里的邻居争相前来观看，对这辆易社强花了180元买来的凤凰牌自行车评头论足。

　　在那个买什么都要凭票、什么都是国营的时代，尽管云南盛产水果，但“想吃新鲜的水果也要找关系”。“连买衣架都是新鲜事”，易社强拿着刚买的衣架进入院子，看门的人看到后啧啧称赞：“好高级，好高级！”

　　由于昆明的校舍不敷使用，从1938年5月到8月，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停留了四个月。但是直到文法学院的师生返回昆明，校舍仍然没有着落，到了11月，学校当局还在为安置2100多名新生和返校生忙得焦头烂额。《联大》多处着墨讲述了联大师生安顿之困难。

　　1980年，已经没有躲避战乱的“外地人”涌入了，昆明人的住房条件如何？

　　易社强回忆，那时候房子都是单位提供的，而且祖孙三代、甚至四代同堂。易社强曾去一个建筑师家做客，这家人祖孙三代六人挤在两个小小的房间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没有自来水。“房间里很暗，没有任何装饰，墙上都是青绿色，像监狱。”至今易社强仍对一个建筑师竟然住在那样的房子里感到不可思议。

　　“单位”是中国特色。刚到昆明，易社强就认识了“单位”。因为两个陌生人聊天，第一句肯定是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个人依附于单位，吃、穿、住、行都是靠单位。有个令易社强记忆深刻的事是：“单位连洗澡都要管。”由于住处没有洗澡的地方，每周六学校会派车接他去昆明饭店洗澡。这与他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大相径庭，在美国一切都靠自己，要找住宿的地方可以求助报纸，或者电线杆上的广告。

　　单位对个人的束缚是显而易见的。没住多久，易社强也开始认识到自己属于单位，属于昆明师范学院。直到现在，易社强还会在不经意间提到“我的单位”。

　　工作之余，看书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没什么书可以选择，整个昆明只有一家新华书店，里面几乎没有英文书。于是，周末骑自行车去乡下，绕来绕去玩一整天成了易社强时常进行的业余活动。

　　不过，也曾有“非常惊喜的事”。易社强在昆明看过两场电影。头一次是一部反映刘少奇平反的纪录片，很对这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人的胃口；第二部是《长江滚滚向东流》。

　　那时，去看电影的路上，男子骑自行车带个女伴已经不会引起议论了。可是男女朋友若在公共场合牵手、肩并肩走在一起，还是会引来责难与闲言风语，同居则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相比起来，联大学生就更“惨”一些。《联大》里写道：“亲热的恋人一旦被当地警察逮住，就有可能被他们用皮带鞭打，或者被迫到当地警察队，接受有关道德准则的污辱性的训话。”

　　1980年，已经零星地有一些美国旅行团来昆明，他们的下榻之处除了翠湖宾馆就是昆明饭店。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的一个助教被旅行社相中，请他去给美国福特汽车销售公司旅行团当翻译。这个活泼开朗的助教赢得了旅行团成员的赞赏，旅行团的一个成员告诉昆明师范学院教外语的美国专家，她所在的城市有一所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奖学金，“应该让这个优秀的助教去试试”。

　　这显然不是美国专家能做主的事情。幸运的是，这个助教去美国留学的申请经过层层审核，最终获得批准，成为1949年后昆明第一个去美国的留学生。

　　“经过十年文革，以及之前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实验”，那时的人们对国家和个人的未来都缺乏信心和想象力。易社强听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不可能了解”、“你不懂”……消极情绪占据着人们的生活。

　　前面提到的建筑师曾经告诉易社强，他们一家的希望是，有朝一日女儿能离开中国，到美国去念书。

　　“昆明应该更自信”

　　近些年来，昆明日新月异的变化，令易社强对昆明的规划和发展产生了一套自己的看法。

　　1980年后，易社强隔一两年就要来昆明住上一阵。2006年他在翠湖边买了房子，几乎每年都要在昆明住半年。

　　昆明的日新月异令易社强赞叹，但是这个热爱昆明的老头开始担心自己“在昆明住不下去”。他说，昆明有“四大宝”吸引他：自然、人、食物、文化，其中，自然和文化都比老昆明逊色了不少。

　　汽车，是生活现代化的标志，拓展了个人的行动空间，极大地满足了人的自由。但是易社强切身体会到汽车激增带来的问题。撇开石油资源危机不说，77岁的他感觉昆明的空气质量明显下降，他担心汽车尾气污染影响到自身的健康。

　　更直观的感受是，汽车占领了街道、人行道，连小巷子都不放过。爱骑自行车的易社强觉得骑自行车不像从前那样安全了，出门要前后左右不停地看，看是否有汽车驶来。

　　“普及汽车是美国失败的经验，在中国却成了很多人的美梦。”易社强认为，美国是个前车之鉴。他说，在美国，生活区、工作区、商业区划分明确，都隔得很远，一般人都住在偏远的郊区；公共交通难以满足出行需要，买汽车是无奈之举。何况美国家家户户都有汽车也是一个错误的印象，住在市中心的，如纽约曼哈顿的人是不会买车的，“如果有人买车邻居一定会说他是个傻子”。相对于汽车，美国人更愿意买一栋好房子。

　　“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来说，我更喜欢老昆明。”易社强这样说，是因为老昆明有特色。城市有了特色，才有认同感。这个特色指的是反映城市积淀的“老东西”。

　　易社强拿出一叠上世纪80年代拍的老昆明照片。“这些木制房子有阳台，阳台和门上都有精美的雕刻”。正是根据那个时候看到的昆明，《联大》中才有如下的描写：“两层的木式建筑，饰以精雕细琢的斗拱、栏杆和大门。宏伟额围墙触目皆是……连成一片，墙被刷成浅紫色、金黄色、奶油色和黄土色……在青山环绕的高原、湛蓝的天空的映衬下，黄墙碧瓦的景观，让人仿佛置身圣达菲。”

　　据易社强所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自昆明的姐妹城市——瑞士苏黎世的城市规划师们曾建议，“一边现代化，一边保留老昆明”，建议把行政中心迁到呈贡，可惜当时未被接受。“如果当时采纳了这一建议，也不至于等到城市发展遇到瓶颈，才做出搬迁的权宜之计。”

　　易社强说，每个城市在发展中都要面临拆还是留的抉择。发展要付出代价，但是中国的很多城市错误地认为推倒重建就是发展，钢筋、水泥房子，大马路、大商场就是现代化。在他的《联大》一书中，也提到“云南人的自卑情结”。易社强认为，从昆明的发展中隐约还能看到这种自卑。

　　“昆明应该更加自信，不崇拜、模仿其他城市。”易社强说。

　　■ 都市时报记者 文若愚 翻拍

　　对话易社强

　　《联大》受欢迎

　　是个惊喜

　　都市时报：听说《联大》简体中文版出版时一个字都没删，这是真的吗？

　　易社强：是的，不过在结语部分有三处由出版社加上了引号，而且在页脚注明“引号系中文简体出版者所加”。我认为这是适得其反的做法，因为这种特殊处理会使得读者对引号里的内容更感兴趣。

　　都市时报：为什么英文版出版14年之后，简体中文版才面世？

　　易社强：在饶佳荣翻译前，也有人做过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工作，其中包括我的朋友。但是我坚持一个字都不能改、不能删，这样才符合西南联大的自由精神和闻一多先生的精神。但是大家都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对出版中文版是不抱希望的。直到2007年秋天饶佳荣跟我联系出版事宜时，我还是持悲观的态度。

　　都市时报：《联大》很受中国读者的喜爱，这本书在美国的反响如何？

　　易：《联大》受欢迎让我非常惊喜。1998年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的时候，只获得“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还不错”之类的评价。有人告诉我，《联大》赶上了最近的联大热；当然我也知道中国高等教育受到诟病的背景，我想联大热、《联大》受到欢迎都是对现实的一种间接的批评。

　　14年来，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销售量不超过1000册，而在中国已经超过2万册。1998年的美国、2012年的中国，一本书在两个时代、两个国家的反响大相径庭，我正在写一篇文章分析其中的原因。

　　都市时报：但是也有人评论说，《联大》中多为蜻蜓点水的故事，缺乏学术深度。

　　易：是的，我喜欢讲故事。因为我很外向，喜欢跟人交流；我不喜欢做理论工作，整天坐在图书馆或者档案室里是别人做的事。我想听联大校友跟我讲当时的故事比在书上看到的东西更有用。

　　历史和故事是分不开的，我认为写历史就是要让读者能感知到那个地方、那个时代的生活，故事就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手段，《联大》就是按这种想法来写的。

　　都市时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故事的？

　　易：上大学时，我对新闻很有热情，做了三年的校报记者。由于校报内部存在分歧，我离开了校报，并且放弃了毕业后找一份新闻工作的想法，而是选择读研究生，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这三年校园记者的经历对我的写作非常重要，期间我学会了怎么写故事，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故事。当然，我对新闻工作的热情从未消减，在美国我每天都要认真看《纽约时报》。

　　都市时报：1980年来昆明时，您是怎么认识现在的太太李晓亮女士的？

　　易：当时住在我对面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都是昆明师范学院外语系的老师；他们介绍我认识了几位外语系的老师，我太太就是其中一位。晓亮是我生活的中心，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都市时报：您最近在忙什么呢？

　　易：我在写一本关于“北京五十五”知青的书，1968年2月来自北京的55名知青在云南西双版纳的故事。就像我不写抗战史或者高等教育史，而是选择写联大校史一样；我不写知青史，而是写五十五个知青，这样我就可以写得很具体。我已经采访了这55个知青中的30多个。

　　（感谢谭乐水先生提供采访支持）